[转载]罗稷南：“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近读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杂志《老照片》，其中第24辑有一篇陈焜的文章：《我的伯父罗稷南》，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罗稷南在1957年“反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曾向主席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找资料查一查，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早在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该书最后一篇《再说几句》，有这样一段叙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大胆假设，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书中这段节外生枝的叙述，尤其引人注目，一段时间曾在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好在周海婴先生坦诚，说此事不是他亲耳听罗稷南相告的，而是罗先生在70年代去世前夕，“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周海婴知晓此事，是听“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的。于是，“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

周海婴此语一出，立即引起了众说纷纭。相信者有之，为伟人辩护者有之。直到逼出了罗稷南的学生、那个告诉周海婴此事的当事人——贺圣谟。

2002年，贺圣谟撰文说，他是在1996年10月参加纪念巴人诞辰9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期间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周海婴先生，告诉了他这件事，并说明了知晓这件事的经过：“1965年暑假，我应邀在罗稷南家住了十来天。那时罗老的夫人去世不久，他孑然一身，我们白天晚上都毫无拘束地谈话……毛、罗谈话就是罗在那时告诉我的。因为我看过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该刊在鲁迅逝世10周年时曾出过一个特辑，其中有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我问罗老，他问毛这个问题是否受过《文艺春秋》的影响，他含笑颔首。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感震惊，故记忆极深。”

然而，贺圣谟出面证实，或者还加上罗稷南侄子陈焜的文章，“毛罗对话”仍是“孤证”。  因为这些说法的源头只有罗稷南一个，而且罗稷南已经去世。人们迫切需要有其他当事人站出来说明，但当时的当事人大多已经不在世了，人们后来打听到黄宗英（著名电影演员、文学家）当时也在现场，遂找到黄宗英，希望她站出来说明真相，黄宗英一开始非常犹豫，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冲过了五关，她还特地咨询了自己的律师，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她下决心把当时的情形写出来，这就是《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

黄宗英写道：“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  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黄宗英继续写道：“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黄宗英的丈夫、著名演员赵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黄宗英几乎没跟人谈起过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直到这次出来被请出来作证。黄宗英在文尾写道：“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45年之后，是2002年7月4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黄宗英作为亲历者的第三人出来作证了。中国大地上的这一段雨声暴雷也过去了。面对这样的史实仍然有人不信。不过没关系，历史已经作了回答。只要想一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亲密同志和同盟战友，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胡风、章伯钧、罗隆基等，都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倒了下去，毛的这一回答就不奇怪了。这也许是周海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的原因。

应该说，毛泽东是最了解鲁迅的。被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没有一丝媚骨。他若还活着，不会对一切丑恶现象乃至国家“浩劫”，不投出自己的匕首。而毛泽东也是坚定不移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和路线而排除一切障碍的领袖人物。“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样理解，应该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历史逻辑。

在几十年革命的历程中，毛泽东有过两次别具一格、内容深邃的谈话。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与黄炎培关于讨论历史“周期率”的“延安对”，一次就是这次答罗稷南的提问了。

在“延安对”中，毛泽东对于黄炎培有感于“历史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于是惰性发作，日趋下坡，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疑问，给予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回答。

而这次对罗稷南惊世骇俗的提问，毛泽东也给了不同寻常的回答。

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虽然对话内容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伟人及其代表利益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

倒是我们今天仍然如何面对这样的疑问：“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附记】 罗稷南，原名陈强华，号小航，出生于顺宁城内来凤街书香之家。幼读私塾，天资颖异，少有壮志。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后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三军第二十八师师部秘书，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并参加十九路军等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曾代表人民政府到江西苏区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受到毛泽东接待。

罗稷南曾翻译高尔基的作品《幼年时代》、《没落》、《旁观者》、《磁力》、《燎原》、《魔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英国狄更斯的《双城记》等20多部外国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稷南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动乱，罗稷南受迫害含恨逝世，终年73岁。上海文艺界于1979年12月15日举行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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