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蒲姑，东夷大国风采觅踪

    按：今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日。五四，或许将是我一生的情结。于生命而言，这既是一份沉重的嘱托，更是一场美妙的邂逅。在我看来，谈五四，最忌成为一种时尚。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特意发表一篇“另类”的文章，来纪念我的“五四”。

蒲姑，东夷大国风采觅踪

    保存在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中的周公鼎，除了铭刻着周公东征的功绩外，还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一个东夷大国的珍贵记载。让我们且从铭文看起：

    隹周公征伐东夷，丰白、甫古咸……

    西周武王驾崩后，成王初立，周公摄政，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结伙商纣王之子武庚和丰白、甫古等东夷方国部族联合叛乱，周公亲率大军东征，历时三年，胜利平叛。周公鼎就是在周公班师回朝后，由周成王下令铸造的。据唐兰先生考证，铭文中的“甫古”即当时一个重要的东夷诸侯方国——“蒲姑国”。随着周公鼎的铸就，甫古方国的风采便永远消逝在了历史长河的云烟缭绕中，化作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谜团。

    据钱穆先生考证：“薄姑故城在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亦名蒲姑，今博兴县东北。”（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1）在今山东滨州市博兴县博物馆内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几近模糊的字迹：“齐景公与晏子饮酒处。”这块碑见证的是一段被《左传》、《管子》、《晏子春秋》和《汉书》等典籍广为记载的往事。在一次对饮中，贤相晏子向齐景公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两人所处蒲姑国旧址的历史沿革情况，他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这片大地在西周前便留下了历代先民的文明足迹。在姜太公于此建立隶属于中央政权的齐诸侯国前，这里更袭的一直是崇拜鸟图腾的东夷氏族部落，也就是《禹贡》中所说的“鸟夷”部落。杨宽先生指出：“在今山东博兴东南的蒲姑氏，蒲姑就是鸟名。蒲姑氏以前，居住在同一地区的爽鸠氏，爽鸠也是鸟名。相传为大昊之后，‘实司太昊与有济（指济水之神）之祀’的风姓之族。风姓即是凤姓，甲骨卜辞假‘凤’为‘风’。”（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自爽鸠氏以降，此地的文脉代有传人，到了蒲姑国蔚为大观。蒲姑国作为一个东夷大国，完全可以被反证出来。如果不是强敌，在被毁灭后恐怕也不会在周公鼎“鼎上有名”吧！

    蒲姑国历史悠久。“太戊五十八年，城蒲姑”（《竹书纪年》）。太戊是商王朝的第九位君王，于公元前1637至公元前1563年在位。太戊五十八年即公元前1578年。至周公东征，蒲姑国共经历了四百六十多年。这种推算有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和清末叶圭绶的《续山东考古录》佐证。

    竺可桢先生通过多年的物候学研究得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寒冷干燥的环境。农作物的歉收和动物资源的减少，导致地处北方严寒地区的游牧民族大举南下，这对当时处于统治末期的商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中原大地不同，当时蒲姑国所在的东夷地区由于依河（黄河、济水）傍海（渤海），水草丰润，并没有受到气候变化的太大影响。商纣王即位后，数次讨伐东夷，目的之一就是争夺生存资源和生产资料。在东征中，商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周文王和周武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前赴后继的努力才最终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我们现在看，除政治和军事原因外，还有自然原因使然。

    与商王朝的多年战争，使得蒲姑国在西周初年并没有与中央政权发生直接冲突。东夷叛乱后，考虑到蒲姑国的强大国力，周成王把德高望重并且深谙军事的姜子牙由始封之地河南地区移封到东夷蒲姑国一带，先在济水畔的营丘建立根据地。姜子牙初到驻地，就遭遇了变故。“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经过一场鏖战，姜子牙击败莱侯，在营丘站稳了脚跟，开始筑城立国。姜太公知道东夷各国是周王朝巩固政权的巨大威胁，它们虽已“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列传》），但仍然不容小觑。果不其然，周成王即位后，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乱，蒲姑国等东夷方国就纷纷响应了。现有的文献中，有的甚至明确记载着这次叛乱的始作俑者正是东夷各国。“奄君、蒲姑谓禄夫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一）时也，请举事。’”（《尚书大传》）周公率大军东征，管叔和武庚被诛杀，蔡叔被放逐。对历来与中央政权不和的东夷各部落，周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周公对蒲姑国采取了灭绝毁社的残酷政策。据李白凤先生考证：“在周人东进的过程中，它（即蒲姑国）似乎是首先被打败、迁国、灭社的，几乎是覆灭得最惨的唯一东方氏族。”（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正是因为如此彻底地被摧毁，蒲姑国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周公鼎”和“晏子碑”，都见证了蒲姑这片土地上的斗转星移：爽鸠氏——季氏——逢伯（丰白）陵——蒲姑（甫古）氏——姜齐氏。其实，早在爽鸠氏确立统治地位前，大舜就曾率领先民在这里开创了以河（黄河）济（济水）地区为重镇的远古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徐北文先生生前致力于大舜早年行迹的研究，对“耕历山”、“渔雷泽”等都有丰硕的成果问世，惟独对“陶河滨”语焉不详。如今，斯人已逝，我们追慕先生的治学精神，对大舜“陶河滨”进行了考古考察并且初步推断出：大舜“陶河滨”之地在古河济地区，即蒲姑国地望，也就是今山东滨州境内。

    “河”在先秦典籍中专指黄河。在入海口附近，丰美的三角洲的形成直接得益于母亲河的馈赠。在历史上，尤其是上古时期，黄河曾有多次改道入海的经历。通过对先秦古地图的叠加式描摹并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太行山麓以东至今京广铁路以西，鲁中山区以北至今渤海南岸，在这一巨大的扇形区域内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的文化遗址。这就说明上古时期黄河漫流入海正在此处，即今山东滨州的惠民、阳信、无棣三县及其以西地区。在黄河再次改道入海后，这里的先民们凭借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迅速发展，从而为逢伯陵和蒲姑国成为东夷大国和后来齐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里作为上古时期典型的大陆半岛区域，也为先民认识和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渔盐业始终是蒲姑国和齐国的支柱产业。梁启超先生说：“齐，海国也。上古我中华民族有海权思想者……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一曰世界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这里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处，先民在精神上呈现出异于中原地区的风貌。王国维、郭沫若、傅斯年诸先生都将包括此地在内的东夷文明视作早期中华文明商文化的重要源头。

    通过对《墨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等典籍的考察，我们发现：大舜早年活动集中在“历山”和“河滨”两地。其中涉及“历山”处只言“耕”，而提到“河滨”处则主要是“陶”（制陶业），还有“钓”（捕鱼业）。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断：大舜早年的生产活动，首先在今山东南部山区领导部族进行“农耕业”，然后在今山东北部沿海领导先民们进行“制陶业”和“捕鱼业”。根据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梳理上述“地上之文献”的同时，借助先进的考古技术，还可以通过“地下之文物”坐实我们的假设。

    1985年，在邹平苑城镇丁公村和石羊村之间发现丁公龙山文化遗址。自1985年至1995年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1991年钻探、1992年山东大学组织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举世震惊的“丁公陶书”，成为当年度的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据考古学家证实：“丁公城属于龙山台城类型，年代从龙山文化早期到晚期。丁公所获龙山文化遗址有房址、井、陶窑、灰坑、沟、路面以及墓葬。……窑分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类，由窑道、火道、火膛、工作面等部分组成。”（张学海《龙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可见，丁公龙山文化遗址的制陶业已经相当发达。严文明先生依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把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定为公元前26至前21世纪，即古史文献中的唐尧虞舜时代（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这与大舜在此“陶河滨”相吻合。从丁公台城到蒲姑方国，不止是巧合，更是在生产力和文化层面上发展相续的必然结果。

    此外，1987年，在山东邹平孙家遗址中采集到大量后李文化时期的陶器残片。同时，在阳信小韩村遗址采集到数件古陶器。1988年，在无棣碣石山以东韩家村发现一座西周以前的古窑遗址以及大量陶器残片。2003年，山东省考古队在阳信李屋遗址出土了上至商代下至汉代的大量文物，其中包括陶器、蚌器、骨器、玉器和青铜器等数类，被确认是一个典型的从商代到汉代的大型盐官驻地和军营。2008年，为配合国家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山东省考古队又对博兴县东关和寨卞两个考古点进行了大型的发掘活动。考古发掘显示：博兴东关考古点发现了大量新石器、陶器、骨器、捕鱼器、纺织器、兵器、生活灰坑等，是一个典型的从龙山文化到商代再到汉代的村落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器皿上，东夷文化和商文化特征非常明显，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寨卞考古点发现，此地曾是从东周战国到宋元时期的重要城邑，城墙的年代层次清晰可见，并且有大量文物和生活器具残片出土。从建国后土地改革到“文革”时期的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再到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在古齐水（济水）今黄河水道以北的滨县兰家遗址、惠民大盖遗址、路家遗址都有龙山文化到夏文化的陶器和商代铭文青铜器出土和商代大墓发现。这一系列考古发现都说明，从大舜陶河滨到蒲姑国时期，这里的富饶与沧桑。除了史书上对蒲姑国遗址的记载外，我们大胆猜想：真正的蒲姑遗址（包括营丘遗址），很可能在今黄河以北的滨城西部、惠民和阳信的东部及沾化的西部这一带，因为这个区域从远古到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积淀非常丰厚密集，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存在。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等学者和滨州的历史文化工作者，正在一致努力探寻着国家重点建设催生的考古发现，逐层揭开这个历史谜团神秘的面纱，解密蒲姑国的历史真相。

    无论是蒲姑（甫古）国上承的虞舜故迹，还是继起的雄雄大齐，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显赫的身影。相比之下，蒲姑国四百六十馀年的历史，后世却杳然无息了。

    烟树凄凄古帝州，荒城故址至今留。

    春光犹自生南浦，夜月空馀照北楼。

    青草易增离别恨，苍苔不尽古今愁。

    昔年台榭皆零落，雨过风前叫拙鸠。

这是一首收录于清道光年间《博兴县志》中描写“蒲姑城下春前草”的七律诗。在今博兴县境内以及上文提到的今滨城西部、惠民和阳信的东部以及沾化的西部，曾先后有三处遗迹被认为是蒲姑城故址。除故址外，今滨州境内还流传着诸多关于蒲姑王、蒲姑城和蒲姑国的传说。

    司马迁说，姜太公“为大国，都营丘”。“营丘”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名词，与“蒲姑城”一道成为蒲姑国为数不多的存世证据之一。“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史记·齐太公世家》）。由此可见，在姜齐立国初年，营丘一直作为都城所在地，先后历经五世二百年左右的时间。至第六代国君齐胡公时迁都到蒲姑城。其继任者齐献公又迁都到临淄城。至此，临淄城作为齐国的都城经历了从姜齐到田齐的两个时代六百三十年左右，直至秦灭六国，天下归一统。

    “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金城内西北有蓟丘，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水经注》）。在远古中国的东方，“蓟丘”（今北京）、“曲阜”和“营丘”三足鼎立，高高擎起了上古时期东方文明的大旌高戟和烽烟香火。

    营丘与蒲姑城一北一南，都曾先后作为齐国前期的都城，历时长达二百一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蒲姑方国的故址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地方文史工作者历年的钩沉，蒲姑这个东夷大国的风采依稀可见。中华民族的躯体中流淌着甫古东夷部落的热血，中华文明的大河里洋溢着河济文明的精脉。

（与李象润合写，原刊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4期，初稿收录于《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研究》，黄河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