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浩：读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有感

                                  读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有感

声明：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10月27日和8月3日上海《文艺新闻》第20期和21期，据《鲁迅日记》，讲演日期应是1931年7月20日，副标题所记8月12日有误。这篇鲁迅先生著名的文艺演讲在很多版本中都有副标题作：“8月12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但据鲁迅《日记》1931年7月20日：“晚往暑期学校演讲一小时，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很明显，副题“8月20日”为误记。

背景：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深入发展的时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同年10月，继“左联”之后，“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有在上海成立，左翼文化运动一时间形成浩大声势。

然而，面对空前高涨的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当局作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采取了种种高压手段：扼杀言论自由，查禁革命书籍，甚至拘捕，暗杀革命作家。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就是在“龙华惨案”中被国民党杀害。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一部分左翼作家开始动摇，离开，或者被“左联”开除，如叶灵风，向培良，姚蓬子等，而鲁迅先生自始至终都坚定地领导“左联”开展工作，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并下下了许多战斗檄文，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这些战斗檄文，像匕首一样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

在这篇著名的演讲里，鲁迅先生分析了上海“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衰。演讲延续了先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征，可读性极强而又入情入理。

具体文本分析：

先生把读书人分为以下两种：君子和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轲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三宝太监西洋记》，《快心编》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这里提到《儒林外史》，《三宝太监西洋记》，《快心编》，有必要做一下解释：

《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书中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作了讽刺和批判。
《三宝太监西洋记》：即《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代罗懋登著，共二十卷，一百回。
《快心编》：清末较流行的通俗小说之一，署名天花才子编辑，四桔居士评点，共三集，三十二回。
“才子佳人”小说的源起先生几句话就概括出来了。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不得的承认，鲁迅先生的讽刺是很毒辣的，如果有谁不幸被鲁迅看中了，想要骂你，那你就玩完了，还好，鲁迅先生并不是随便乱骂人的人，它所骂的，讽刺的都是该骂，非骂不可的人，其实我们平时研究鲁迅大多是以一种仰视的眼光来看待的，其实大可不必，鲁迅先生是很普通很可爱很天真的一个小老头，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是极平常的一个人，只不过比常人更加敏感，对恶的东西更加愤怒而已，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其实是很幽默的人，这在鲁迅先生的好多文章中都可以见到，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章中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明显，只不过我们平时所关注的鲁迅多半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以我血祭轩辕”的严肃面孔出现，其实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说，事实上并不如中学教科书上所说的是鲁迅甘为人们做牛做马的意思，其实是鲁迅先生自己对“所谓的看客集团们”的愤怒和给儿子周海婴骑在自己背上的意思，只是被我们一代代研究者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无限拔高了，我认为，把人当做常人来看，应该是文学研究的最合适心态。

在接下来的一段里，鲁迅先生提到几种名称和上海方言，有必要解释一下：

《点石斋画报》旬刊：附属于《申报》发行的一种石印画报，1884年创刊，1898年停刊。由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吴友如主编。后来吴友如把他在该刊所发表的作品汇辑出版，分订成册，题为《吴友如墨宝》。

吴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

绣像：指明、清以来通俗小说卷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叶灵风(1905．4．9—1975．11．23)原名蕴璞。江苏南京人。少年时曾在上海美术专

门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是创造社后

期的重要成员。1926年与潘汉年主编《幻洲》半月刊。1928年主编《现代小说》和《现代

文艺》。1934年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1938年去香港，在港30多年一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还编过《立报.言林》、《万人周刊》。1926年至1927年初，他在上海办《幻洲》半月刊，鼓吹“新流氓主义”。 

浮世绘：日本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的一种民间版画，题材多取自下层市民社会的生活。18世纪末期逐渐衰落。

拆梢：即敲诈；揩油：指对妇女的猥亵行为；吊膀子：即勾引妇女。这些都是上海方言。

在第八段，鲁迅先生给出了才子+流氓小说衰退的原因。

“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上海各界的大亨，掌握着金融，出版业务的多是浙江人跟江苏人，而浙江人又以宁波人居多现代文学的繁荣，跟他们其实有着极为密切的物质联系。 

    接着鲁迅先生讲到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和译著才子佳人小说《迦茵小传》，《迦茵小传》英国哈葛德所作长篇小说。该书最初有署名蟠溪子的译文，仅为原著的下半部，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当时流行很广。后由林琴南根据魏易口述，译出全文，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中提到到蟠溪子大骂林琴南不该译出该书的后半部，因为后半部写到女主人公生了一个私生子，怕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故意不译的，并非觅不到下册。先译者的大骂当指寅半生作《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一文（载1906年杭州出版的《游戏世界》第11期），其中说：“蟠溪子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始得有孕一节为迦因隐去。……不意有林畏庐者，不知与迦因何仇，凡蟠溪子百计所弥缝而曲为迦因讳者，必欲另补之以彰其丑。……呜呼！迦因何幸而得蟠溪子为之讳其短而显其长，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神往于迦因也；遮因何不幸而复得林畏庐为之暴其行而贡其丑，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轻薄夫迦因也。”“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⒁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⒂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⒃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⒄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⒅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

天虚我生即陈蝶仙，鸳鸯蝴蝶派作家。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声中，他经营的家庭工业社制造了取代日本“金钢石”牙粉的“无敌牌 ”牙粉，因盛销各地而致富。按天虚我生曾于一九二○年编辑《申报·自由谈》，不是《眉语》主编。《眉语》，鸳鸯蝴蝶派的月刊，高剑华主编，一九一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一六年出至第十八期停刊。

鸳鸯胡蝶式文学指鸳鸯蝴蝶派作品，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先后办过《小说时报》、《民权素》、《小说丛报》、《礼拜六》等刊物；因《礼拜六》影响较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陈蝶仙、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等。 

   接下来的几段鲁迅先生主要分析了创造社的兴起，转向以及革命文学的兴起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文学研究会：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等人发起，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现实主义的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新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或消遣的东西。同时努力介绍俄国和东欧、北欧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该会当时的活动，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编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多种。鲁迅是这个文学团体的支持者。 

    创造社“出马的第一个广告”：指《创造》季刊的出版广告，载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其中有“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等话。 

文中所说的批评误译的专论，指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雅典主义”》的文章。它对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小说月报》）一文中将无神论（Atheism）误译为“雅典主义”加以批评。 

其中一些主要的地方作引用(因为如果要写自己的感受的话几句话就概括完事，但鲁迅先生写得是很通俗易懂的，不亲自读根本无法体会到他的本意，而且概括出来就几条干条条，所以我会给大家把我认为好的地方读一下，加深一点印象)：

“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革命”和“ 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却罗夫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这里说到拿《呐喊》揩屁股指的是叶灵凤的小说《穷愁的自传》，载《现代小说》第3卷第2期（1929年11月）。小说中的主角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A要变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B。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以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列宁青年》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 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如说 “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至于官办的，或对官场去凑趣的杂志呢，作者又都是乌合之众，共同的目的只在捞几文稿费，什么“英国维多利亚朝的文学”呀；“论刘易士得到诺贝尔奖金”呀，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说，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长诗了。” 

    我觉得这就是鲁迅成其为鲁迅的地方，在于他看世事的深刻，长远，当别人还在为着眼前的事情忙碌的时候，先生早已看到了未来的风云变换，因此，鲁迅先生当之无愧的事二十世纪少有的了解中国的几个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