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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厚福将军 唯一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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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厚福将军 唯一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大校




    1955年授衔后这位中将专门来到武汉看望罗厚福。但当这位中将看到曾经的老领导还是位大校时,真有点想不到。







    罗厚福将军(1909-197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之一。1955年授衔大校,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唯一一位以大校军衔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功臣。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唯一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大校

    1955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主席令,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以下简称《授勋条例》。《授勋条例》规定,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旅级和相当于旅级以上的干部,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时的支队级和相当于支队级以上的干部,1945年9月2日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中相当于军级的纵队和新四军师级以上干部;一级解放勋章授予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以上及其相当干部和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一个整军以上起义有功的人员。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有143人:

    其中有共和国10位元帅、人民解放军10位大将、47位上将、59位中将和15位少将。

  就是说有10名上将、118名中将、787名少将都未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殊荣。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的罗厚福于1957年6月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全军唯此一人。

  这就出现问题了,明明可以授予中将军衔的人,为何偏偏被授予大校军衔?罗厚福在某些方面肯定出了问题,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军衔晋升。

    我们现在看看罗厚福的阅历。
   罗厚福(1909年—1975年),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本地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连长,特务营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营政治委员,中共河南光山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黄安县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大队长,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特务旅旅长,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孝感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干部部部长,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75年5月19日,罗厚福生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罗厚福眼神是那样的混浊与迟钝。他有点不甘心。他还在想不通。想不通什么呢?

   1951年,罗厚福受到了行政降职与党内警告处分。为什么呢?原因有二。

   一,罗厚福任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按照罗厚福的命令,自办工厂,他号召干部们拿出自己的钱做垫资,工厂盈利后,每个干部又得到了利息。

   二,战争时期一位保长曾舍身忘死地掩护过我们的许多同志,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解放后当地政府不明情况,要严惩他。保长找到军分区,罗厚福说,人家对革命作过有益的事情,共产党不能忘记,在他的提议下,组织上安排那个保长在烟厂当了工人。

   结果,他检讨了十多次,大会斗争,小会批判。但就是过不了关,结果受了处分。他想不通,而且二十四过去了,处分依旧在,现在生命都走到了尽头,他能够想通吗?

   这应该是罗厚福被授予大校军衔的直接原因。

   《大别山的儿子》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名叫《中将的军礼》。当年,这位中将是罗厚福的部下,是通讯员。一次在战斗中罗厚福同志执意要回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战友时,在尸体堆中背出了这位小通讯员。这位小通讯员1955年成为开国中将,成为大军区的领导。这位中将专门来到武汉看望罗厚福。但当这位中将看到曾经的老领导还是位大校时,真有点想不到。

  好在,1961年,罗厚福晋升为开国少将。




罗厚福将军简介
    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
    罗厚福将军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本地亦卫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连长,特务营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营政治委员,中共河南光山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教导队长、师长。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新四军第6游击大队大队长,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5师第14旅旅长,特务旅旅长,第1军分区司令员,第3军分区司令员,汉江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在鄂东、襄南等地进行抗日斗争,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任汉江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独立旅旅长,湖北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干部部部长,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罗厚福将军1975年5月11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66岁。

罗厚福少将生平经历
     罗厚福,1909年出生,湖北省黄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罗厚福1929年参加本地赤卫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厚福历任鄂东北道委第3路游击师连长、特务营教导员、红28军营教导员、中共河南光山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鄂东北道委第3路游击师师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二)

抗日战争时期,罗厚福历任中共黄安县区委书记、新四军第6游击大队大队长、豫鄂挺进纵队第1团团长、新四军第5师14旅旅长、特务旅旅长、第1军分区司令员、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

(三)

抗战胜利后,罗厚福任中原军区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独立旅副旅长。

1948年5月9日,重建中原军区,罗厚福任鄂豫军区(1947年12月15日在黄岗以北地区成立)第3军分区司令员。

1949年5月12日,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成立。5月20日,以中原军区江汉军区、鄂豫军区和桐柏军区一部合编为湖北军区,罗厚福任孝感军分区司令员。

(四)

新中国成立后,罗厚福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罗厚福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罗厚福1955年授大校军衔,这对于一个红军时期的师长、三个一级勋章获得者来说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有一个结果,两种说法...... 一个结果:1951年受到行政降职和党内警告处分。受处分的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军分区自办工厂,干部拿出自己的钱做垫资。工厂盈利后,每个干部都得了利息;一位在战争年代有功于革命的保长,解放后当地政府不明情况,要严惩他。保长跑到军分区,罗厚福保了他,安排到烟厂当了工人(出处:罗厚福传记《大别山的儿子》)。第二种说法是帮岳父贩大烟土,李先念保了他(出处:《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大别山的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罗厚福的传记,“褒”的意味比较浓,有帮他解脱的味道;而《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是近年出版的新作,主角也不是罗厚福,所以客观性可能比较强一些。

1975年5月11日,罗厚福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67岁。骨灰安放于湖北红安县烈士陵园。

罗厚福将军故事

屡次违规打“土豪”

铁流先生曾写过罗厚福的一个小故事:

1940年初,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这时,中原根据地还是初创时期,地方政权尚未建立,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艰苦到了什么程度?那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连纵队司令李先念有时都饿得半夜爬起来去求参谋长:“总长啊,想点办法呀,这肚子里没有油水不行啊!”可想象当时部队是个什么状况了。 当时任纵队1团队团队长的罗厚福,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本地人,对打土豪筹款的方法老是念念不忘。

这时的政策已禁止打土豪了,可他还是要搞小动作,带兵到自己的舅舅家去挑走了两担谷子不给钱。纵队参谋长批评他,他还理直气壮地说:“他家是土豪!”

“你凭什么说你舅舅家是土豪?”

“他家有谷子呀!”

“有谷子就是土豪?哪个文件上告诉你的?现在是抗战了,纪律规定不许再打土豪你明白吗?去把钱赔给你舅舅!”

“可我这里没有钱呐!”这是实情,最后只好从纵队那点儿家底里挤出了几块光洋赔上,罗厚福自然又挨了一顿批评。

一个多星期之后的一天,纵队领导成员正在开会,哨兵进来报告说,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外面要找罗厚福。大家摸不着头脑,不知罗厚福又闯了什么祸,就让参谋长出面接待一下。“你是罗厚福的什么人哪?”

“我是他姑妈。”

“找他有什么事情呀?”

“他把我家的猪杀吃了!”

“他给钱了么?”

“没!”

参谋长进去一说这事,李先念也哭笑不得:“这个厚福,光知道犯纪律!”给罗姑妈又赔了几块宝贵的光洋。李先念立即派人通知罗厚福:“马上到纵队司令部来!”

罗厚福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他还以为是有了战斗任务。一进门,就看见几个纵队领导都在瞪着他:“你为什么把你姑妈的猪杀了?”

罗厚福一听,还是满不在乎:“她家有猪,那是富农!”

一听这话,几个领导都站起来了:“养了猪就是富农?”“你还有没有纪律了?”“部队这点经费都让你折腾光了!”

罗厚福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可还有点不服气:“她是我姑妈呀,小时候我没饭吃,她还让我到她家去吃。现在我杀她个猪都不行吗?”

“是你姑妈也不行!你现在是党员,你姑妈是群众,你还懂不懂群众纪律?”“再要这么胡闹,就关你的禁闭!”

最后的决定是:“马上去给你姑妈道歉!一定要你自己去,回头再写个检讨。”

罗厚福还想讨价还价:“检讨我写不好,关两天禁闭吧。”

“不写检讨,那你就别带队伍了,先调到机关来学习!”

一听不让他打仗了,罗厚福马上软了。当天他就去姑妈家道歉,回来还真写了份检讨。

   昨日,看《大别山的儿子》一书。这是开国将军罗厚福的传记。国家主席李先念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时间是1986年5月。我收藏红军长征史资料收藏开国将帅资料,这算是填补空白。书是1987年3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可能留在世上已经很少。

   罗厚福1955年授衔大校,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唯一一位以大校军衔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功臣。罗厚福1961年才升为少将军衔。罗厚福成为唯一一位以大校军衔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将军。

   这便是罗厚福将军的独到之处。




罗厚福将军二三事

李先念同志赞扬他是“党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一面旗帜”。

“萧反”刀下战场留人

 罗厚福,1909年6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华河区罗家湾一个佃农家庭,不满20岁就组织穷弟兄们成立了赤卫队,除暴安良,成了远近闻名的赤卫队长。翌年赤卫军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连长。1932年国民党军疯狂清剿苏区,他只身潜往麻城寻找党的组织,接受命令后,带不到一个班的人回到家乡,重建第五区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坚持斗争。不久任鄂东北道委特务营政委。1935年2月,我党为领导军民坚持大别山斗争,重建了二十八军,他任营长。曾多次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屡建战功。不料,“肃反”扩大的刀子却架到了他的脖子上,1935年春,杀人魔王张国焘在河南光山白雀园制造了一桩桩的“肃反”冤案,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冲过了枪林弹雨的战场,却冤死在“肃反”扩大化的屠刀下。

 那是一个清晨,太阳无声无息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朝霞无光彩地照着大沙河,大自然仿佛也在这里为死难者鸣不平显得格外萧条凄凉。

 罗厚福离开了柳林,满腔怒火地来到鄂豫皖省委,找到了保卫局长。他说:“那么多红军战士是反革命,我不相信,别人我不了解,但特务营长和政委等20多个同志都是好样的,我和他们天天在一起,我敢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而是党的好干部,好同志,他们死得冤枉啊!”

 保卫局长冷笑了几声:“罗厚福,说完了吗?”罗厚福还在往下讲,保卫局长一拍桌子,猛然站起来:“小小的县委书记,你懂多少马列主义,你放明白点,再这样胡闹下去我把你也抓起来!”

 罗厚福从来是吃软不吃硬,他瞪大了双眼,还在辩解,机灵的哨兵一把推他出了大门:“快走吧,以后多长点心眼!”随即把大门重重地关上了。

 性情耿直的罗厚福并没多长个心眼,回到光山后就召开县委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准备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但是信还没有写完,大祸就已临头,一纸命令送到区委书记戴克明手里,要他把罗厚福捉到保卫局来。戴克明曾经与罗厚福一起战斗过,又是同乡,深知罗厚福的性格和为人,他不忍心把自己的战友送上死路,但又不能违抗上级命令。因此,接到命令后,独自一人找到罗厚福说:“伙计我实话告诉你,上级说你是改组派,要抓你到保卫局。”

 罗厚福预感到早晚要出事,却没有料到来得如此之快,听了戴克明的话,不由一惊。他盯着战友许久才说:“是不是现在就走?”

 戴克明一听就跺起脚来:“你胡说什么,不能去,一去就没命了!我来告诉你……”

 罗厚福不寒而栗,看着战友诚恳的目光,问道:“我跑了,你的性命呢?”戴克明一时没了主意,两人沉默着,你望我,我望你。

 罗厚福拉着战友坐下来,长叹了口气:“我不能跑,脱离了革命,有我的生路吗?”

 戴克明急了:“总不能白白去送死吧!”

 罗厚福说:“我正要找他们问问,为什么要冤杀那么多人。”

 戴克明说:“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保卫局长的审讯室,一个五大三粗的个子,挺着胸膛,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张桑木方桌的上首,眉毛向上耸了耸,厉声问道:“谁发展你当改组派?”

 罗厚福思索了片刻,心地坦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没参加什么派。”

 审讯人吼道:“你和罗作环(一个月前被杀害在保卫局)是什么关系?”罗厚福说:“他是道委书记,我是光山县委书记,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你说过杀特务营20多个改组派是冤枉的话吗?”

 “说过。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你是不是认为革命再这样搞下去非垮不可?”

 罗厚福点点头,表示肯定。

 接连几天,就是这样,白天审讯,晚上捆在大树上过夜。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不改口,总是那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什么派。”

 在押往崎岖的山路、临到刑场的洼地时,突然,两侧的小树林里传来急促的枪声,身边的几个红军战士应声倒下,执法队员赶快命令战士散开,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反击。

 凭经验,罗厚福断定他们与地方民团的队伍遭遇了。他请求让他带人杀退敌人后再杀他也不迟。一松开绑绳,便脱落上衣,高举大刀,带着战士们像出笼的猛虎一样冲向敌阵。因退敌有功,罗厚福幸免一死,但军籍被开除做了一名挑夫。有人劝他去找大部队,他坚定地说:“党要我们坚持大别山的斗争,无论怎样我不能走,有人说我是反革命、改组派,我要留在这里给他们看看,我罗厚福的心是红的,还是白的。革命,不光只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要敢于仗义直言,受委曲、遭冤枉,死,我也要死在大别山!”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厚福无论遭受多么大的打击,面临多么大的危险,一直顽强坚持战斗在大别山。他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三年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还任过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


捕捉战机,抗击日寇

    抗日战争开始后,罗厚福依然坚持在大别山进行斗争。1938年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六大队大队长。1935年5月,在湖北大悟县余家河重创日伪军后,主动转移,打击伪中国人民自卫军军部,他只有200余人,而敌兵则有3000多,他带领尖刀班连夜插入伪军部,来了个一锅端,搬掉了压在当地老百姓头上的一块大石头。1940年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队第一团团长。1941年,任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特务旅旅长。1942年4月任鄂豫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1943年率部开辟江汉抗日根据地,组建江汉军区,任司令员兼独立第一旅旅长。期间,继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寇占领了罗厚福的故乡黄安。为抗击日寇,罗厚福曾捕捉战机,率部辗转到故乡,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那是1942年春末的一天,人们刚刚吃完早饭,一支二、三十人荷枪实弹的抗日武装警戒在湖北黄安二程(今红安民利)新屋岗周围,领头的是身着灰色粗布军服,腰挂短枪的两位新四军首长罗厚福、王宏坤。
    罗厚福找了一位族叔当向导并催促说:“走!走!上你们村的最高点,为作好战前的周密部署创造条件。”两位首长紧紧跟着向导,一批警戒部队隐藏在松林里,不离首长左右严密地保卫着首长的安全。向导在山上指东画西地介绍:“东面离县城10华里的稞子山是鬼子的巢穴,土堡重重。”听完向导的介绍后,罗司令就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城防军事设施,然后又问向导:“黄安城平时驻日军多少?伪军多少?”向导说:“本村警备队大概一至两百人,从属河口驻点龙川司令部指挥。这里是运兵的中心驻兵时多时少。”罗司令观察地图后又问:“从黄安城到大悟河口全长多少里?冯受二到县城、到河口各多少里?”向导说:“安河公路全长45里,冯受二到县城10里,到河口25里。”罗司令仔细用望远镜看了看冯受二据点地堡与通电的铁丝网等设施,然后又问向导:“冯受二驻鬼子多少?”向导说:“它是保路的中心,平时只驻日军一个班,保安队约二三十人,如发生战斗,县城和河口双方驰援。”罗司令又问:“河口日军、伪军大约多少?”向导说:“河口是武汉外围驻兵的重点,龙川司令部所在地,屯兵调兵的指挥中心,常驻日军估计二、三百人,保安队约两百人。战时增兵多少,很难预计。”罗司令说:“好!好!你再带我们沿公路北岭往东南方向去看看御修桥。”  

    两位首长走到桥边仔细一看,发现此桥是一石礅而且是木石结构支架的。王团长喜不自禁地笑道:“好地方,真是消灭日寇的好地方。”罗司令也点头称道:“确实好,在桥下埋一个重型地雷,敌车一上桥就让它上天,看是日寇的汽车轮子快,还是我们新四军的杀敌本领高。这回又要让日寇鬼哭狼嚎,人车完蛋。”王团长思索说:“这里离县城太近,只能打突击战,要打得赢,走得脱,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罗司令也接声说:“对!对!既要把日寇消灭。又要把退路选好,做到打则必胜,减少牺牲。”稍后,两位首长同向导一起沿北岭往西向张家畈方向看去,发现离张家畈半里许,余家凹的前山嘴与公路南望家凹对峙,距离约300米,公路正从这个走廊通过。罗、王二首长看了又看,满脸堆笑,不约而同地说:“这回一定要让日本鬼子尝尝我新四军的厉害!”

    观察了作战地形后,罗厚福回到宿营地,宣讲了作战计划,动员全体官兵作好战斗准备:“再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阻击战,定叫日寇有来无回。”动员会后,新四军士气大振,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坚决消灭日寇。

    那天到了五更时,果然日寇的一辆兵车从黄安县城开进了新四军埋伏的口袋圈,地雷震天动地地响了,敌人的兵车腾空3米多高炸得稀巴烂,倒在水沟里。鬼子的血肉、手脚、头颅溅到公路、稻田、树枝上到处都是,一阵腥味难闻,日寇真是罪有应得。此时,罗司令在北面山头上大喊:“同志们冲呀!杀敌报国的时候到了。”霎时两面山头埋伏的新四军,瞄准目标集中火力,居高临下,手榴弹、枪榴弹、步枪、机枪像雨点一样向敌人倾泄,公路两旁硝烟弥漫,火舌冲天,战斗的冲杀声、吼叫声、鬼子的狼嚎声乱作一团。残敌凭借汽车的残骸、死人的尸体作垂死挣扎。正在这时,我新四军一战士一刺刀捅向汽车轮胎旁最后一个已断了腿的日寇,罗司令命令战士:“留一个活口。”我战士只好把这个日军背上来。不料,这个日军很顽固,咬破了新四军战士的耳朵,一气之下战士把这个日军给结果了。罗司令也顾不了那么多,因县城驰援之敌已在张家畈接火交战,同时冯受二的敌人怀疑是进攻战。龟缩到地堡不敢出来,还用虚张声势的假象放了20多炮为残敌助威壮胆,并勒令保安队出动20人增援,一接火就被我战士击毙了一个,其余的小鬼子拖着尸体怆惶逃命。鬼子头见保安队败回,恼羞成怒地狂叫:“八个牙路,你们统统给我滚。”并不让他们钻进地堡,收兵哨吹响了,新四军各路部队按北撤的路线分两路胜利回营。

    这一突击战大获全胜,炸毁日寇军车一辆,击毙敌伪官兵16名,缴获长枪14支,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子弹一万发,我方仅牺牲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两人。此后,罗厚福率部一直活跃在大别山区,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战略牵制,恢复中原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危险,为了牵制敌人,策应我主力的战略展开,在中原军区的领导下,罗厚福率部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的战略坚持。面对蒋介石1946年6月26日对我中原部队的“大围歼”,此时我军的战略坚持目的已经完成,便发动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役”。在战役前期,罗厚福率江汉军区部队在原地吸引敌人。掩护主力突围后,再从西北方向川陕北突围。7月上旬,率部突围到鄂西北之竹山一带,正准备挺进川北、脱离险境,突又接到中原局电令:南路突围主力受阻,形势危急,命江汉军区部队立即回头接应。此时部队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却又要钻进包围圈去。有些同志想不通,认为自己不是主力军,专门扫除障碍。罗厚福以极大的耐心控制住自己的火爆脾气,含着眼泪说:“我是一个粗人,不会说大道理。但有一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罗厚福坚决听党中央的!再说,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能象国民党的军队,领头的各怀鬼胎,见死不救,保存自己,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我们应该坚信无疑。”于是率部毅然回头向东,策应南路主力突围。8月27日,江汉军区部队与南路突围主力在湖北房县会合,组建了鄂西北军区,他任副司令员,开始了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946年冬天,主力部队突围走后。罗厚福率少数部队留在鄂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与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以牵制迷惑敌人。最著名的战斗是威震摩天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冬夜,北风呼啸,飞雪弥漫,罗后福率领部队行进在摩天岭的山道上。

 天亮时,雪停了,部队在摩天岭半山腰的小树林停下来。罗厚福看着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战士,看着他们的手上、脚上冻裂的一个个大口子,心里很不安,有时还默默流泪。部队长期脱离根据地,弹药粮草得不到补充。面对几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部队一个月来没有同敌人正面接触,只是游击周旋。这样敌人虽被拖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罗后福他们更是精疲力竭,人困马乏。部队在摩天岭一住下,罗厚福就亲自张罗,连连催促大家:“吃了就睡。抓紧时间,同志们!”

 把大家安排好之后。罗厚福带着参谋长吴昌帜和一营的干部们,踏着尺把深的积雪,登上摩天岭的顶峰去看地形。大家明白,尾追的敌人随时可能m现,一定得有充分的准备。

 登上摩天岭,展现在面前的是崇山峻岭。摩天岭居中雄峙,地势险要,两边是悬崖峭壁,唯一的通道由于常年被洪水冲刷。寸草不生,眼下被大雪覆盖着。

 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紧紧咬着他们不放的是国民党一八五旅的一个团,住在十几里外的郑家沟。其他追敌离摩天岭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罗厚福同战友商量后,决定“牵牛”、“布口袋”,消灭先追来的敌人。但又苦于缺少子弹,于是罗厚福传令到各班排,每人准备300块石头,不到万不得已。不准用枪,并布下了三道火力网。第一道是集中全营的好射手和子弹擒贼先擒王,专打当官的,不许放空枪:第二道是集中全营的手榴弹,等敌人逼近时再显身手:第三道是主力阵地,在陡峭的坡台上堆满石头,小如脸盆。大如桌面,摆成一线。罗厚福规定,等敌人上到最险处,才显示石头阵的威力。

 这次战斗,连续打垮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损兵折半。悄悄撤退了,摩天岭主峰传来战士们胜利的欢呼声。从这架山传到那架山,久久在深山密林中回荡。后来,又招来了敌人三个师的“围剿”,罗厚福带两个连赶至竹山、竹溪一带组建第一军分区,牵制敌人,掩护根据地工作的展开。主力北渡黄河,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1月,罗厚福率部向西北伸展,打通与第四分区的联系,组织上安排他统一领导两个分区的工作。进剿鄂西北的敌人十分惶恐电告南京:“罗厚福部队行动十分猖獗,国军连连受挫,遭惨重损失……”国民党大力增兵,加紧“围剿”,鄂西北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鉴于这种情况,军区领导机关奉命先后撤离,仅留下罗厚福坚守内线,他仅有的二部电台也被打坏,与上级的联系中断,形势十分危急。有的同志主张也撤出去。他向同志们解释说:“坚持鄂西北是党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没有党的指示,决不能撤离!我们在内线多吸引一些敌人就给主力部队减轻很大的负担。莫说是多吃苦就是死也值得。我罗厚福死也要死在鄂西北。”就这样,罗厚福一直坚守在大别山迎来了刘邓大军。

 1947年5月,他与江南游击纵队某部在湖北南漳县会合。众路人马被整编为中原游击纵队,罗厚福任副司令员。然后东渡襄河,跨越京汉铁路后,与豫皖苏区部队会合,改骗为中原独立旅,罗厚福任副旅长。其后,该旅参加了刘邓大军序列为直属独立旅,成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恢复中原山河的一支战略牵制部队。同年8月,他见到刘伯承、邓小平,刘邓首长对他说:“大别山红旗不倒,枪声不断,你罗厚福有很大的功劳。”罗厚福激动得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比起牺牲了的战友我还是要幸福得多。”自此,在野战军的指挥下,罗厚福率部继续在内线作战,策应主力转出大别山随后参加了一系列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役,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厚福先后担任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干部部长、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61年晋升为少将。

 罗厚福一生拼死征战,却几次受到了不应有的排压和打击,他总是坦然地说:“党教育了我,人民养活了我,离开了组织和人民,哪有我罗厚福哟!”李先念同志曾夸他“是一个没有掺假的农民,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1975年5月11日,罗厚福因心脏病在武汉逝世,享年66岁,骨灰安放在将军的故乡——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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