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刘汉特大涉黑案告破后，社会舆论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官方大力宣扬“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放鞭炮庆祝”，另一方面，大众流行文化里的黑社会元素却经久不衰，描写东北黑社会的《黑道风云20年》犹在火爆，另一部黑老大题材网络小说《坏蛋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的电视剧《谢文东》即将上映。官方的高调打黑与民间的崇黑心理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中国黑恶势力强大的群众基础及与国民性的高度契合，滋生黑恶的土壤一直都在。

  这一现象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专制和乡土社会的特性有关。在阶层固化的时代，黑社会代表了民间的反抗精神，以及对权力和力量另一种形式的迷恋、崇拜。在中国古代文化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往往被视为“好汉”，而且被一厢情愿的赋予“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道德属性，《水浒传》就是一部黑社会文学经典。

  根据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先生的理论，“黑社会”有三个发展阶段：初级阶段是没有紧密的组织，靠暴力非法获得利益的原始犯罪团伙，很容易被发现和歼灭；中级阶段是他们有自己的经济企业，组织非常紧密，手段无所不用，通过金钱、仕途和暴力手段，对利益相关的部门领导威逼利诱，进行隐形的控制。很多时候是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慈善家身份出现；高级阶段是发展出独立于官方的社会秩序，具有政治游戏规则，推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甚至出任国家领导人，形成影子政府，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结论是中国现在尚未出现黑社会，只有大大小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而刘汉团伙的暴露和覆灭标志着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到中级阶段。我曾参与过一些打黑专案，也持续关注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扫黑行动。从已破获的案例来看，中国当代黑社会团伙的发展、壮大、覆灭大同小异，且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转型有紧密的联系。

  黑社会曾长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于封建皇权秩序之外独立的发展出一套民间地下秩序。建国后黑社会在大陆一度绝迹。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持续的政治动乱导致的行政治理体系的崩溃，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无序状态。返城知青变成无业游民结伙滋事，农村流氓势力蜂起，恶性刑事案件层出不穷。1983年8月25日，在邓小平的批示下，中央出台《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开始为期三年的“严打”，并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省高院。 “严打”清理了大大小小的恶势力团伙——青岛黑老大聂磊就在此次严打中因抢劫进少管所服刑——但流氓势力并未绝迹，一些人出狱之后变本加厉，现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萌芽的。

  80年代国家开始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初期的原始、血腥、无序给了流氓霸痞做大的契机。他们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通过街头暴力冲突获取名声和江湖地位，然后插手特定行业，以暴力垄断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组建正规商业集团继续扩张。

国内黑社会组织涉足的行业较集中，除了黄赌毒、高利贷和游戏厅、歌舞厅、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民生产业和矿产能源、运输业和建筑建材、房地产业等新兴领域。这些行业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进入门槛低，但利润和回报很高。黑社会组织成员大都素质不高，缺乏文化知识和经营理念，此类行业便于他们以打打杀杀、强迫交易等方式进行垄断。传统的赌场和色情娱乐业自不待言，中国经济多年来靠投资拉动，政府在各地花巨资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能源运输建筑建材行业的蓬勃发展。

以砂石料为例，现代砂石料生产线为全自动系统，几乎不需要人力操作，而且需求量极大，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因此竞争也极为激烈，手法无所不用其极。目前全国各地的料场大都为黑恶势力控制。只要他们能保证价格平稳和供应到位，不影响各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地方政府也基本不予干涉。

  某个行业一旦被霸痞流氓盯上，其他竞争者往往面临极大的人身风险，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在一些领域，有黑道背景或江湖地位成了入行的必要条件，否则无法立足。因此很多民营企业家主动豢养打手，营造自己的队伍和组织，以商养黑，以黑护商，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无序和黑恶势力的横行。

  二是政府治理力量薄弱，监管缺失。黑社会涉足的往往是官方无力维持市场秩序的行业，只能任民间势力自行角逐。80、90年代矿产资源允许私人经营后，各矿区均出现大规模的黑恶势力火并，政府难以整治，导致矿场主几乎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用来争抢地盘和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早年间，著名的亚洲第一金矿玲珑金矿被地方黑社会团伙盗挖盗采，一度举步维艰，迫使招远市政府组织800人的防暴队进行弹压。

  再以“带车”为例，运输业超载超限对道路、桥梁及交通安全危害极大，但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超载超限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甚至是必要性，政府多次组织治理整顿成效不大。在此前提下，地方交管部门和稽查人员要将权力变现，除罚款外，就需要以黑恶势力为中介，向过路车辆收取保护费，然后分成。许多黑社会组织依托这一市场发展起来，通过火并争夺与交管人员合作的机会。公安部门打击此类黑恶势力时，因牵扯行政人员和地方利益，往往无力深入。

  三是紧跟经济建设主线。

  90年代曾出现全民经商潮，近千万公务员“下海“创业，政府机关甚至军队都在开工厂、办公司，搞生产经营。在分权制地区竞争的背景下，各地大张旗鼓求发展，但市场经济配套体制和社会管理一时无法到位，给了黑社会组织可乘之机。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与黑恶势力合作，或者扶植黑恶势力来促进地方各项工作的开展，以黑制黑、以黑治民。90年代房地产业初兴，为推进城市化，各地纷纷大规模开展拆迁工作，由此引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地方政府为规避风险和加快进度，将拆迁工作交给黑恶势力去做，待引发暴力冲突时，再通过处理涉案黑恶组织成员来平息事态和社会舆论。著名的“东北王”宋永佳（乔四）即是通过承揽市政拆迁工程起家。黑恶势力利用暴力手段和对群众的心理威慑，帮助政府及开发商处理拆迁问题，对付“钉子户”，牟取暴利。沈阳刘涌团伙也曾多次参与暴力拆建。

  90年代中国另一大景观是娱乐业的蓬勃发展。各色游戏厅、歌舞厅遍布大中小城市的街头巷尾。娱乐业是青岛聂磊黑社会团伙的两大支柱产业之一（另一个是房地产）。“繁荣娼盛”、“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即是对这种社会底层生活场景的描述，并最终惊动了党中央——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部署在全国开展加强娱乐服务场所管理，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的专项行动。关于娱乐场所营业时间不得“早于早八点、晚于凌晨两点”的规定即出于此。

2000年，公安部责令青岛警方对当地娱乐业进行清查，却一无所获。央视《焦点访谈》将此曝光后，涉嫌为“黄赌毒犯罪”提供保护的青岛市公安局局长万国忠在双规期间自杀。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东莞的大规模扫黄也始于《焦点访谈》栏目的曝光，东莞市公安局局长及多名干警被免职，折射出地方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纠葛之深。

  2006年，国务院出台《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继续加强对娱乐业的管理，但由于行业固有特点，此类领域仍多为黑恶势力所把持。

  90年代同样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的还有期货市场。中国证券业早期普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不正当竞争等不规范现象。1993年中国有近千家期货交易公司，却没有监管机构，期货市场处于真空状态，投机盛行。1996年，刘汉在成都炒钢材期货，导致北京富豪袁宝璟损失9000万，刘汉借此完成资本积累，并于次年成立注册资本9000余万的汉龙集团，而袁宝璟雇凶刺杀刘汉未果，将枪手汪兴灭口，2006年被执行死刑。

  野蛮、血腥似乎是市场经济初期的必然面貌。北京富豪袁宝璟靠农业和资本运作发家，并无黑社会背景，但却两次雇凶杀人，表现出浓重的“江湖思维”，这在民营企业家群体里并不鲜见。前不久因集资诈骗被判处死刑的湖南富商曾成杰也曾因雇凶伤人入狱。民间商人与黑恶势力一脉相承的草莽枭雄气质，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及现行的政治制度不无关系。

  中国民间自明清起就有长期的秘密结社传统，直到今天四川、重庆等地还流传着袍哥文化。建国后构建的革命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后解体，“金钱至上”成为社会成员共识。而长期以来庞大的社会底层群体缺乏向上流动的途径。城市化之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机会只有求学和当兵。苦无出路的年轻一代在重重挤压下渐渐滋生出一系列反社会行为，类型犯罪的地域化和基层黑社会组织的兴起都与之有关。

  而中国的现代化和市场转型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资源和特定行业的准入权都掌控在政府官员手里。自上而下的寻租行为最先瞄准的是通过暴力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黑社会组织。而民间商人一方面要攀附地方官员，一方面要在新兴市场与黑恶势力进行艰难的搏杀，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带有某种江湖色彩。

  近年来打掉的黑社会团伙几乎都有地方官员的庇护，一些政府公务员和警察甚至自行组织黑社会团伙，充任老大。在这些地方，打黑往往必须以反腐肇始。当基层普遍呈现出“西西里化”的趋势时，地方黑社会性质组织泛滥也就不难理解了。

  黑社会性质组织“称霸一方”，欺压百姓，公然冲击国家机关，引起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使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威胁到国家稳定和执政党的权威。且黑恶势力不断向政治领域渗透，地方政权沦为黑社会打手，“打黑”终于成为领导层的共识。1997刑法修订首次提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类犯罪，2000年11月全国开始“全警动员、全民参与、全力以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631个，恶势力团伙14000多个，抓获涉案成员10万多人，破获刑事案件15万多起。之后各地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将清理黑恶势力作为政治斗争来搞。作为2014年的开年大戏，刘汉涉黑案再次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中央打黑除恶的决心。可想而知，随着反腐的深入，刘汉团伙不会是最后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未必是最大的一个，好戏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