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扬:桃花源与乌托邦文章
来源: 解放日报时间: 2013-01-09打印|纠错|发表评论|官方微博
时间:2012年12月
地点:上海图书馆
演讲人介绍:叶扬,原籍安徽桐城,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89年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终身聘任教授,2005年被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英文著作包括《晚明小品》、《中国诗歌的结尾》,以及最近出版的两卷本英译《简明中国文学史》等,另有文章、书评多篇。中文著作除散见于书籍报刊的之外,最近出版有文集《覆水年华》(上海书店出版社)。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传世之作,它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随着历代文人的不断传颂与诠释, “桃花源”已成为一种理想符号,展现了一种人们心向往之的美好世界。而 “乌托邦”则是西方人类思想意识中的美好社会,它与中国的 “世外桃源”有着共通之处:超凡脱俗、与世无争、无忧无虑。今天,我想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跟大家共同探讨中国传统中 “桃花源”及西方传统中 “乌托邦”的异与同。
《桃花源记》及其影响
作为作家,陶渊明在生前并不受人重视。南朝学者钟嵘写了一部《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陶渊明被列入中品。一直到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中国才真正出现一个把陶渊明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的读者。
如果你去过北京,到过颐和园,也许会记得,颐和园的长廊中有一幅苏式的彩画,那是根据清朝画工任预的《桃源问津图》临摹绘制而成,所反映的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场景。
关于《桃花源记》,我无需多言,相信在座各位一定耳熟能详。文章写的是晋朝太元年间,有一个打鱼的,沿着一条小溪放舟前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然遇上一片桃花林,两岸都是桃花,有几百步路,中间没有别的树,非常美。渔人继续往前走,想走到桃花林的尽头。总算走到了,这条小溪也到了尽头,那里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个小洞,仿佛黑黑的洞里有光亮透出来。打鱼的人就进去了,一开始洞口非常狭小,只能容一个人过去,又走了几十步路,“豁然开朗”,里面别有洞天。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美。作者陶渊明,又名陶潜(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在晋世名渊明,字元亮,入刘宋后改名潜),他原本是晋朝的望族,祖先曾为晋朝的名将,后来晋朝改换门庭变成了刘宋,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桃花源记》里面的那句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不难体会陶渊明写这篇文章时候的那种沧桑感。
作为作家,陶渊明在生前并不受人重视,甚至在他去世后差不多半个世纪,中国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书——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书有五十章,牵涉到许多那个时代和以前的文学,讨论非常透彻,但是其中对陶渊明只字未提。和刘勰差不多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钟嵘,写了一部《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陶渊明被列入中品。我们可以看一看钟嵘的评价。他说,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意思是文章非常利落,不嗦,没有一句废话;又说“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有一种真挚古朴的感觉;又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就是看他文章,不是觉得这个文章写得美,而是想到这个人的道德。这个说法很奇怪。最后他封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样的评价,当然和后代对陶渊明的评价是不太一样的。
直到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他可以说是陶渊明第一个热情的 “粉丝”。他收集了陶渊明的许多作品,在他写的《陶渊明集序》里,对陶渊明充满褒扬,评价非常高。他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意指对陶渊明的作品,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可以说,一直到昭明太子,才真正出现一个把陶渊明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的读者。
《桃花源记》在后世影响非常大。有案可查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简名目录》里收编有《桃花源集》一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三卷本的《桃花源集》。这些诗集都是当地的官员所为。比如姚孳是武陵令,他在那里做县太爷的时候,把有关桃花源的诗都收集在一起。后来宋朝的赵彦又有所补充。到了明朝,有一位冯子京,官至湖广按察使,他在前人基础上又收集、增加、补充了很多元、明两代有关桃花源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陶渊明写了一篇《桃花源记》,后面有这么多人跟着写,可见其影响之大。
“桃花源”的流风余韵
后世诸多以桃花源为题材的诗作中,非常有名的一首,当属王维的《桃源行》。这首诗写得步步深入,有空间感,也有时间感。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样的境界到哪里去找呢?
在那么多的桃花源诗当中,我们该如何看待 “桃花源”在历代的变迁呢?让我用一个西方的批评概念来讲。
我们一方面要有传统,另一方面如果你墨守成规,文学就没有创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传统,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所变化。在这个传统和变化的问题上,美国有两位学者先后讨论过其中的奥妙。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已故教授贝特 (Walter Jackson Bate,1918-1999),他写了一本书《历史的负担与英国诗人》,主要观点是:自从有了莎士比亚,其后的诗人,都感觉到一种沉重的负担——怎么样才能超越前人?所以英国诗歌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跟“沉重的负担”打交道的历史。
在他这本书出版三年之后,耶鲁大学一位有名的学者布鲁姆(HaroldBloom, 1930—),写了他的成名之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布鲁姆运用了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说后代的诗人看着前朝伟大的诗人,心里有一种俄狄浦斯情结,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情感。爱,是觉得前面的诗人了不起;恨,有点像《三国演义》里面“既生瑜,何生亮”这样的感情。他把诗人分为两种,强者和弱者。诗人当中的弱者无所谓,反正高高兴兴地写他的诗,写得好坏无所谓,也不想和前面的诗人较劲。但诗人当中的强者生活得很痛苦,因为他总是在琢磨,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超越前人。对于传统和变化,这两位前辈都说得非常精彩。
中国的情况怎样呢?继《桃花源记》之后,后世出版了好几卷本的《桃花源集》,这说明,“桃花源”在历代都有它的流风余韵。在这个过程中,后人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声音的?让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
这其中非常有名的一首,当然是王维(字摩诘)的《桃源行》。这首诗据说是他19岁的时候写的,相当了不起。它精彩在哪里呢?诗歌一开始说“渔舟逐水”,渔船顺着水在往前行,你可以说是第三人称的描述;“爱山春”,“爱”字一出现,诗人就出现了。诗人把自己放在渔人的位置上,然后就开始描写。
对于王摩诘,苏东坡有一句著名的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我们可以看到,诗一开始是按照一个自然的顺序,“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你可以想象,有一个摄影机的镜头,摄影师慢慢对着溪水拍过去,“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这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说的“豁然开朗”。后面又有长镜头和特写,长镜头是“遥看一处攒云树”,特写是 “近入千家散花竹”。还有就是把昼、夜对照来写,如“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紧接其后又有两句,“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这里面有很多是按照《桃花源记》的说法,像“居人未改秦衣服”等。但后面就开始变调了。如陶渊明明明说“先世避秦时乱”,到了王摩诘的笔下,就变成“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成仙了。这是唐人对桃花源普遍的想法。
中国诗不像英文的句子,不一定要有主语,但是“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王摩诘又把自己放在渔人的位置上了。然后“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他把渔人写得很好,不像《桃花源记》里面那个渔人那么不像话,他笔下这个渔人还是想脱离凡尘,愿意回到桃花源去,可惜“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回不去了。
这首诗写得步步深入,有空间感,也有时间感。我最喜欢最后四句,好像可以和全篇脱离开,成为一首非常好的七绝——“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写得非常美,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样的境界到哪里去找呢?
刘禹锡(字梦得)也写过《桃源行》,不过他的诗把桃花源里面的人完全写成了神仙,就不如王摩诘那首来得自然了。
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桃源图》,作者是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这首诗从文学种类来说,属于题画诗。大家都知道,韩昌黎一生弘扬儒家、批判佛教,因为辟佛,曾经遭到放逐。他不相信鬼神之事,观点和孔孟一样,“敬鬼神而远之”,他本人也完全是这样做的。这首诗一上来就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首先批评了神仙的说法实在荒唐。后面他基本上也是按照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说法,一步步地写下去,非常精彩。最后说,“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哪里知道究竟是真是假,只不过是有个武陵人相传到如今而已。这首诗也写得非常精彩。
到了宋朝,王安石(字介甫,世称王荆公)也写了一首《桃源行》,比较短。他不像唐人,从王摩诘到刘梦得、韩昌黎,不管信与不信,都是把桃源中人作为神仙来讲的。王荆公明显是不信,他按照《桃花源记》的说法,“先世避秦时乱”,不光是商山翁在秦代混乱时避入山中,又说还有桃源种桃子的人,“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太准确,因为如果你还记得《桃花源记》,到了桃花源里面,种的是桑树和竹子,并没有说里面种的也是桃花。这个桃花林是在外面,溪水两岸,“中无杂树”,哪里说过里面也是桃花呢?不过,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说过,“有一事可特注意者,即渊明理想中之社会无君臣官长尊卑名分之制度,王介甫桃源行‘虽有父子无君臣’之句深得其旨”,认为王诗符合陶渊明的描写。
苏东坡是我非常喜欢的大作家,他也说唐人不对。他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这个说得也很好。他又说,当初南阳有个地方也有点像桃源,这是要把桃源说成是一个现实当中真正存在的地方。所以宋朝的胡元任在《苕溪渔隐丛话》里就说,“东坡此论,盖辨证唐人以桃源为神仙,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与东坡之论暗合。”陈寅恪也说,“古今论桃花源者,以苏氏之言最有通释。洪兴祖释韩昌黎桃源图诗,谓渊明敍桃源初无神仙之说,尚在东坡之后”。
作为中国人,我们往往不太重视日本的汉学,其实有的日本人对汉学做得很深,比如吉川幸次郎,他是专门研究中国诗歌、包括散文的一位汉学大家。他说宋诗好发议论,喜欢在实际问题上面兜圈子,不像唐人往往仅就那个意象来说。就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两首诗而言,我觉得吉川说得相当有道理。
清代诗人王士禛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流传最广的就是王摩诘、韩昌黎、王荆公的三篇,你看韩昌黎和王荆公的两首诗,笔力意思还算可喜,一读王摩诘的诗,多么自然,“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可知他是一位“哈唐”的批评家。翁方纲也说,“唐人之诗,但取兴象超妙,至后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为分别也。 ”
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
为什么千百年来历代文人都对桃花源情有独钟?因为它寄托了人们的许多美好想象,是人类心里的一个梦,是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我们都应该给自己留一点想象的空间。
那么《桃花源记》是不是纪实咏史的作品呢?在这篇文章里,确实有好几个地方,给了一个历史的背景。比如一上来就说“晋太元中”,太元,是东晋孝武帝的年号,又说“先世避秦时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后又说“南阳刘子骥”,这个刘子骥是实有其人,《晋书》有传。这样来看,好像《桃花源记》有它纪实的一面。
陈寅恪先生也说:“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 ”他说陶渊明纪实是有依据的,是根据刘裕入关后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的。他进一步指出,桃花源不在湖南,而在北方的弘农或者上洛,这两个地方都在河南省。此外,他认为“秦时乱”里的“秦”是指苻坚的苻秦而非嬴秦。根据陈先生的说法,在王莽篡位前后,北方豪强占山为王,割地而据,安营扎寨,建立了一种叫做“堡坞”的场所,里面可能还有田地。这样的堡坞,东汉光武帝时期屡禁不绝。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记》写的就是这么一种堡坞。
这个说法,我并不完全同意。在我看来,桃花源只不过是人类心里的一个梦。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不一定事事都能如意。按照佛家的说法,生、老、病、死都是苦,我们在苦中如何作乐?要给自己留个空间,留个幻想。这就是人类本身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可以说,远在陶渊明写《桃花源记》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桃花源的史前史。我们可以回到《诗经·魏风·硕鼠》,里面的老鼠,是比喻剥削普通农民的大地主。诗人说,“逝将去女,适彼乐土”,我一定要离开你,到那个乐土去。又说“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这首《硕鼠》,表示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想象有一方乐土、乐国、乐郊可以逃避,可以寻找到自身的价值。
大家知道,孔夫子生平也不尽如意,经常要发出一些感慨。有一次说“吾欲居四夷”,我要离开中国,住到四夷的地方去。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要做一个木筏,飘到海上去。孔夫子虽然“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但是在他那个时代,海洋是一个神秘而不可知的境界,所以海成了他的桃花源。
老子的《道德经》比《诗经》和孔夫子说得更详细了。老子有一个“小国寡民”的梦,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就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陶渊明一定读过《道德经》,他《桃花源记》里面的“鸡犬相闻”,我觉得很明显是从《道德经》第八十章里引用过来的。这里我为大家介绍一幅非常有名、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名画——北宋晁补之 (字无咎)画的《老子骑牛图》。我们知道,相传老子最后是骑青牛出关,不知所终,去找他的理想国去了。
陶渊明除了这篇《桃花源记》,还留有一首《桃花源诗》,当中有几句,可能成为后来唐人把桃花源说成是神仙境界的根据。比如说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可能唐人就是根据这点来发挥的。陶渊明确实说这是一个他想去的地方,“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要去找那个和他精神契合的地方。
说起去寻求心灵当中的乐土,在陶渊明之前,还有郭景纯的《游仙诗》。这种《游仙诗》,从曹孟德的时候就有人写,他的两个儿子曹子桓、曹子建都写了。唐代学者李善给《文选》加注,说“凡游仙之属,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尘世看成是一派肮脏、龌龊,认为当官是不值得去做的事。这就是《游仙诗》的精神所在。
一直流传到今天,除了前面列出的很多桃源诗之外,再看看我们周围,甚至在当代,桃花源也成为文学的一个素材。比如台湾剧作家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我想已经成为20世纪文学当中的一部小经典。从最早的台湾演员李立群、林青霞的版本,一直到最近大陆黄磊、袁泉的版本,这出戏每次上演,都非常受欢迎。这部作品当中,也非常巧妙地把桃花源和现实的题材糅合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千百年来历代文人都对桃花源情有独钟?因为它寄托了人们的许多美好想象。我们都应该给自己留一点想象的空间。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想象是人们为了克制欲望而建立的一种防御体制。这个说法有点不太好听,让我另外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现代社会往往对知识过于重视了。我们以前有一句口号家喻户晓,叫 “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爱因斯坦却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全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是倒数第一。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桃花源实际上开启了我们的想象空间。有一幅我非常喜欢的漫画,其源流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朝的陈洪绶 (号老莲)。陈老莲有一幅特别有名的画叫《寿星观音图》,里面的寿星,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乐呵呵的老先生,里面的观音也不是那个慈眉善目的观音,而是皱着眉头、满脸不高兴的一位寿星和一位观音。另外还有一幅陶渊明的画像,也和我们通常想象的陶渊明不太一样,拿着一朵菊花在那里闻。
其实,陶渊明的桃花源就是一个理想国。
我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写《谈艺录》的时候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独有的,那个东西中国怎么样,西方怎么样,一天到晚说不同。不同之处当然有,但相通之处更多。
接下来,我跟大家谈谈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乌托邦。
形形色色的乌托邦
西方那些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作品,内容大同小异,基本都是一个人漂洋出海在海外发现一个理想国。法国学者曼纽尔评价道,乌托邦作品总体“僵硬、机械化、很不自然”,“艺术杰作极少”。
其实早在 “乌托邦”这个词诞生之前,柏拉图就写过一部《理想国》。他谈到,在他的理想国,社会应该有所分工,哲学家应为国王,孩子由集体共同抚养,甚至还有共妻一说。因为他把很多清规戒律强加在这个理想的国度上,这样的“理想国”,不免矫揉造作。也因此,这部《理想国》一方面是一部乌托邦的著作,另一方面也是一部反面乌托邦的著作。
乌托邦这个词,ūtopia,是拉丁文ou+topos的组合,用英文表示就是nowhere,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我觉得中文把它翻成“乌托邦”,翻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庄子·逍遥游》里面就有一个“无何有之乡”,“乌托”里的这个“乌”我们可以理解为“无”,没有的意思,“托”是寄托(美好愿望),“邦”是国家,意即空想的国家,非常好。
西方人关于乌托邦的作品,最有名的大约是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516年写的 《乌托邦》。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戴镏龄教授有一个非常好的中译本。书中有一个人物叫希思罗迪,这也是拉丁文造的一个人名,意思是Nonsense Talker,我们也可以翻成“妄言先生”,胡说八道的人。这是一位饱学之士,曾经云游四海,阅历非常广博。他到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位于一个新月形的岛屿上,周围是大海,四面有礁石,形成天然的屏障。国家由54座城市组成,其中有一个是首府。在这个国家里,每30个家庭为一个单位,选出一个主管,每10个主管中产生一个议员,组成国会,大家一起讨论国事,一起治理国家。这个国家里的人们每天工作6小时,工作服从社会需要。这个国家实行财产共有,没有贫富差距。就连13岁以上的成年人选择配偶,也是由城邦或者由国家帮你选择。这个国家宗教自由,你可以信太阳,也可以信月亮,有人把基督教传进去,他们也可以接受。这就是《乌托邦》里描绘的一个理想国。
我个人比较喜欢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 《巨人传》有两个非常好的中译本,鲍文蔚只翻译了第一、第二卷,成钰亭的是全译本,两部都翻译得非常好。在第一卷里有一个约翰教士,因为他帮助卡冈都亚打天下,为了奖赏他,就给他造了一个德廉美修道院。这个修道院里都是俊男美女,除了律师、法官和放高利贷的人不让进去,其他的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这个修道院不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它的宗旨是“随心所欲”。这是拉伯雷的理想国,但是他在书里用了托尔斯·莫尔的ūtopia这个词。
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TommasoCampanella,1568-1639)也有一本书,中译本名叫《太阳城》。写的是一个热那亚的船长,远航到锡兰,发现了由七个同心圆组成的山丘,每一个山丘都以一个行星来命名。山顶有一座神殿,里面供着两个球体,一个是天体,一个是地球,还有七盏金灯。管理神殿的是形而上学祭司,一天工作4小时。在这个国度,小孩子长到2岁就要脱离乳母,由社会共同抚养。这个国度弘扬的是力、智慧和爱。
英国作家培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我们平时读他的散文比较多,他也写过一部《新大西岛》,内容与前面说的几部书大同小异,都是漂洋出海之后在海外发现这么一个理想国度。
文学作品当中很少有写乌托邦写得成功的。勉强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说得过去的小说,是美国作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写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书中主人公是波士顿一位普通白领,名字叫做朱利安·韦斯特,他和一位叫伊迪丝·巴特勒特的姑娘正在谈恋爱,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情诗给她。他患有失眠症,就在自己的房子下面造了一个用大石板封起来的密室,在那里请催眠师用催眠术让自己睡着。他让他的仆人到了一定的时间,就把他叫醒。可是有一天,他一觉醒来,发现床边站着一男两女,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年轻貌美、似曾相识的姑娘。一问之下,才知道自己一觉睡了113年,已经到了公元2000年,到了一个未来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战争,大家互相谦让,每个人都接受教育,到了21岁以后,自己选择职业。但是每个人都要轮流做别的工作。站在他床前的那个中年男人,是一位名叫利特的医生,他在做医生的同时,也打工做别的事,比如餐馆里的服务员。在这个社会里,人人相安无事,偶尔有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他们将之看作一种返祖现象,不是把人关进监牢,而是送进医院进行治疗。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韦斯特恢复正常了。他非常喜欢那个名字也叫伊迪丝的姑娘,但是他有点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是从远古过来的不够格的公民,不敢向她求婚。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个伊迪丝就是当年那个伊迪丝的曾外孙女,从小读了韦斯特写给她曾外祖母的情书,发誓将来一定要嫁给一个像韦斯特这样的人。所以两个人最后结了秦晋之好。这部小说,理念上的东西不是太多,不过还可以一读。除此之外,就很少有精彩的乌托邦作品了。
有一本法国学者、两位曼纽尔(Frank E.Manuel, 1910-2003 / FritzieP.Manuel)合写的《法国的乌托邦:理想社会文选》,里面有几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们说:“乌托邦在英、法形成传统,而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却不成气候”;又说:“乌托邦中的艺术杰作极少,其审美性质相当贫乏,更加吻合社会思想史,而非文学史”,“在早期法国作品中,游戏笔墨的文学气质更为突出……相对而言,19世纪的乌托邦作者很明显地缺乏幽默感;他们是政党领袖,或是运动的指导者——对他们来说,乌托邦的文本是一种新宗教的福音书”,“许多乌托邦作品,若是将它们作为心理学文献、而非历史文献来读,其作者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偏执的、甚至有些病态的人格”,“以总体而言,乌托邦作品僵硬、机械化、很不自然。将它们说成具有梦幻气质,也许有误导之嫌,因为它们毫无幻梦的强劲的感情因素,它们的情感幅度范围极为狭窄”。
他们说的这些话,我都非常同意。所以我刚才介绍的那些乌托邦、理想国、新大西岛、太阳城,除非你是真正的社会学家,否则我一概不推荐,因为读起来毫无意思。
反面乌托邦的代表作
所谓反面乌托邦,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 《格列佛游记》。最有名的反面乌托邦作品有《美妙的新世界》、《一九八四》,还有一部俄国作家扎米亚金写的小说《我们》,兼有果戈里的讽刺和屠格涅夫的抒情,写得非常成功。
很奇怪,在西方,所谓“反面乌托邦”却写得非常精彩,里面出了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
所谓 “反面乌托邦”,英文叫作Dystopia,还有很多别的说法,如Caco-topia,Kakotopia,Anti-Utopia。我们的翻译也各显神通,比如翻成“敌托邦”、“坎坷邦”、“废托邦”等,我再加一个“乌托魇”,想象的噩梦。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 《格列佛游记》,山东大学张健教授有非常好的中译本,里面的小人国、大人国,大家很熟悉,我就不一一讲了。又有飞岛国、慧骃国,在那里马是灵长,统治全国,还有一些像人猿一样的野猢,是一种贱民。这就是斯威夫特笔下的反面乌托邦。
最有名的反面乌托邦作品有几部。一部是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Huxley,1894-1963)写的《美妙的新世界》。他是以福特开始大规模组装生产梯形汽车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他的福特纪元632年,就是公元2532年。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三样:群体、认同、安定,这也是这个社会追求的最高宗旨。这个社会有一个波卡诺夫斯基程序,通过某种化学方法,使得一个受精卵可以同时生产出96个多胞胎,生产出来的人都可以很好地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根据他们生产出来的情况,这个社会把人分为五个等级:α、β、γ、δ和 ε,有的劳心,有的劳力。在这个社会,父亲、母亲变成了肮脏的字眼,因为不需要爱,只需要性。这个社会还给大家经常供应一种叫索麻的药,可以麻痹神经,让你感到很快活。后来有一个人,据说在生产他的时候,里面酒精的成分加得多了一些,以致他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而他又认识了外面来的一个野人,于是把这个世界搞得天下大乱。这就是这部《美妙的新世界》。
然后是著名的《一九八四》。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这部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一位叫温斯顿,一位叫朱丽雅,他们生活在大洋国。大洋国和其他两个国家欧亚国、东亚国,有时候结盟,有时候打仗。大洋国是由英社党统治的,有核心党员。党外的人叫Pro-les,就是无产者,他们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国家有四个部门,和平部专管战争,真理部专门制造谎言,仁爱部专门设刑堂、严刑拷打,富裕部专管经济。然后大家都要统一说一样的语言,叫作 “新语”。主人公温斯顿的工作就是参加编辑《新语大辞典》。在大洋国,所有的人都要参加“两分钟仇恨班”,在仇恨班里,画面上会出现一个叫哥尔德斯坦的人,这个人是革命的敌人,凡是在屏幕上看到这个人,每个人马上就要尖叫,要表现你的仇恨。如果你露出无所谓的神情,就糟糕了,思想警察就要把你抓去,然后让你人间蒸发。女的都要参加一个反性团,因为“性”无非是滋生后代的手段,平时不应该有性爱。大家要经常喝一种叫做 “胜利”的饮料。这个国家经常宣扬的口号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温斯顿这个人有些叛逆思想,去看禁书。在这里,性爱的对象、你和谁性爱,都是由上面安排的。温斯顿的对象是朱丽雅,他原来认为朱丽雅是间谍,因为她穿着反性团的衣服,后来有天朱丽雅偷偷递给他一个条子,说“我爱你”。最后两个人都被发现有异己思想,他们被抓去,经过严刑拷打,两个人都互相出卖了对方,虽然活了下去,却成了行尸走肉。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部小说。
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反面乌托邦作品,是俄国作家扎米亚金(Yevgeni Za-myatin, 1884-1937)写的一部小说《我们》。在这个反面乌托邦里生活的人们更有意思了,没有名字的。所有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小说的主人公是D503,这部小说就是由他所写的40段日记组成。在这个国度里,一切按照“大一统国”里面的规矩生活,大家诚心感谢“大恩人”,一切都按照一个 “作息戒律表”进行。这里有一个国家护卫局,如果发现谁有异己思想,就把人送进一个气钟罩处决。俄国形式派论宗中有一个说法,叫作“陌生化”,所谓陌生化,就是把你平时认为司空见惯的东西写得非常陌生,让你重新有一番崭新的体验。小说的主人公从来没有见过别人抽烟,在一些地下活动中,看到别人抽烟,他的那个描写,就把抽烟的动作、神情等等陌生化了。他从来没有听过古典音乐,偶尔在地下场合听到了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于是又有一番出神入化的描写。这部小说兼有果戈里的讽刺和屠格涅夫的抒情,是写得非常成功的一部作品。
从桃花源到乌托邦
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永远都顺风顺水,在你不如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心里都有一些隐秘的空间,有我们自己的桃花源,有我们自己的乌托邦,有我们自己的想象的空间。
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也有这样的反面的国家,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罗刹海市》里,马骥到了罗刹国,那里以丑为美,以美为丑。他长得非常英俊、漂亮,人家都吓坏了。最后他只好用煤屑把自己的脸涂得很黑,人家反而觉得他很漂亮。还有一部小说,写得并不是很好,叫《镜花缘》,里面列出来的很多国家,既有我们的乌托邦,也有我们的乌托魇,两者都有。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当中可以接触到的。
西方有没有像我们的桃源诗一样的诗篇呢?也有。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Yeats, 1865-1939)有一首诗,这首诗一开始就用了 《新约全书·路迦福音》里面的那句“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这是一个浪子回家的故事:一个小儿子向父亲分了一半的财产,然后花天酒地,用得精光,最后后悔了,回到自己的父亲那里去。这首诗通篇运用了“通感”。所谓“通感”,就是眼、耳、鼻、色、身各种感官,把它互相交叉、交通。比如说阴凉的地方,他说是一片响着蜜蜂的嗡嗡声的阴影,把听觉和视觉糅合到一起。就像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里说“阳光沉默了”,阳光本是一个视觉的东西,但他写成听觉的东西。这首诗里也使用了很多这种通感的方法,还用了“头韵”和省略法,增加音乐上的情韵。
我把这种诗和我们的桃花源、我们的王摩诘摆在同样的位置上。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诗。波德莱尔生活在19世纪工业化以后的法国,生活在首都巴黎。他英年早逝,只活了45岁就去世了。他写的《恶之花》,把巴黎看作是一个罪恶、肮脏的地方。这首诗很难译,我试着用散文式的意译,让大家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
诗的一开始这样写道:“我的小娃娃、我的小妹妹,你想想:到那儿一起生活的那份甜蜜、甘美”,这里他把生活形容成非常甘甜的感觉:“去到那个跟你一样的国度”,说明说话的人对爱人的那份深情;“在闲暇中相爱”,得无所事事、不能忙忙碌碌地去相爱;“去爱,去死! ”法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对死有一种神秘的眷恋;然后“云起云飞的天上,潮润的太阳”,“在那儿,所有的一切,统统皆是秩序与美,奢华、宁静、还有快感”,那儿有的,正是这儿所没有的。因为说要到“那儿去”,一切都是秩序,说明他所在的地方一切都是混乱。那里是美,这里就是丑;那里有奢华,这里有贫乏;那里有平静,这里有混乱。
第一段描写的是这样一个很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是用一个长镜头拍摄的一个大世界。第二段却是用的特写镜头,进了房间内部,到了一个由四面墙壁围起来的房间里。有些什么东西在这里呢?“被岁月打磨得发光的家具,装潢着我们的房间;最珍贵的奇葩,散发着异香,与琥珀那难以名状的气味混而为一,富丽堂皇的天花板、深邃的明镜”,法国人的诗、荷兰人的画里面,经常用镜子,这个镜子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有这些“东方的光彩——所有这一切,以他们轻柔曼妙的母语,对灵魂私语悄悄”。用的是“母语”,非常熟悉的语言,一切本来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在跟你说话。
到了第三段,忽然镜头又转向外面广阔的空间了:“看哪!在那条条运河上,沉睡着那些散发出流浪汉气息的舟船”,法文里面的vagabonde,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词,不会让你想到一个肮脏的、躺在地上的乞丐。所谓流浪汉,是从心所欲地生活的个人。 “他们远远自天边来临,为的就是要满足你哪怕是最最起码的欲望”。舟船来到,为的是让你坐上了远航出海。“落日为田野、为运河、为整个儿城市,披上了风信子和黄金的衣服”。法文的hyacinthe来自希腊神话,美少年雅辛托斯(Hyacinthus)被阿波罗误杀,流出了紫色的血。如果你仅仅翻成紫色,不翻成风信子、不加注,我们就不知道背后这个希腊神话的典故。有了这个典故,就更美了。“世界在一种温暖的光辉中入睡”。非常美,这是诗人心灵中的桃花源。
我之所以从中国的桃花源讲到西方的乌托邦,是希望诸位能够永远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点隐秘的空间。清朝乾隆时期有一位诗人叫黄景仁,一生穷困潦倒,写出来的诗句未免低沉。他有一联诗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什么意思?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可以和你说得上话的人,十个里面不到两三个。他说得未免太悲观了一些。但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永远都顺风顺水,在你不如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心里都有一些隐秘的空间,有我们自己的桃花源,有我们自己的乌托邦,有我们自己的想象空间。
(根据演讲录音整理,经作者审阅)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3-01/09/content_276317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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