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读张隆溪《一毂集》（叶 扬）

《一毂集》的 “一”
　
自2010年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所谓“三十年集”的系列丛书，其作者群中，例如当年8月问世的第一辑中所包括的周振鹤、葛兆光、许纪霖等人，大多是出生于上世纪40、50年代的知名学者。这些文集，记录了他们三十年来的学术成果与心路历程。其中很多部，是按照过去的三十年逐年排列，每年收取一篇当年所发表的文章。
张隆溪先生的《一毂集》，与第二辑中钱理群、黄子平、陈建华等人的文集一起，于2011年1月付梓。不过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因为他历年来的许多中文文章，前此已经收集在业已出版的两部文集里，所以这次再次结集时，就没有收入那两部文集里已经收录的文章。作者在1983年赴美国攻读，后来又长期在美国工作，这三十年中的前二十年，他的作品中以英文发表者居多，而以中文发表的文章，则大多是在他来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以后的这十余年中所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毂集》的编排，与丛书系列中的许多其他文集不同，其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所发表的作品。集中的文章虽然不是逐年均匀分布，却仍成三十之数，所以作者的书名，就用了《道德经》里的出典：“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虽然如此，《一毂集》里的文章，仍然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六篇、90年代的一篇，以及新世纪头十年的二十三篇。这些文章，曾经分别发表在大陆和香港的刊物上，其中包括大陆的《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研究》、《外国戏剧》、《中国社会科学》、《万象》、《外国文学》、《文景》、《书城》、《书屋》、《中州学刊》、《复旦学报》和《上海书评》，以及香港的《翻译季刊》、《明报月刊》、《九州学林》等刊物。以类型而言，这三十篇文章，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五大类：
（一）专题讨论十篇，内容包括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如“诗无达诂”、“讽寓”、“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思想史（如“中国古代的类比思想”、“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记忆、历史、文学”）、艺术（“现代艺术与美的观念：黑格尔美学的一个启示”）等；
（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探索与批评九篇，其中包括讨论弗莱、弗洛伊德、维柯、伽达默、王尔德和凯慕德的文章；
（三）西方文学作品评论三篇（“论夏洛克”、“悲剧与死亡：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和“论《失乐园》”）；
（四）对中国现、当代文化人物的评价三篇，包括评论鲁迅、钱钟书和王元化的文章；
（五）回忆、随笔五篇（“闲话康桥”、“哈佛杂忆”、“锦里读书记”、“生命的转折点：回忆‘文革’后的高考”和“北欧记行”）。
这三十篇文章，由七篇“纪事”将它们贯串到一起。这七篇“纪事”，由1978年到2010年，通常每三五年为一篇，跨度最大的则为十六年（1983至1998）。这些“纪事”，主要是提纲絜领，将该段时间以内个人生命旅途中所发生的大事以及与诸多师长、学者的交流，向读者作个交待。另外，每一篇文章结尾，都有一段简略的“附记”，介绍当初写作该篇文章的背景及其发表的渠道。虽然此书体例也许与丛书中的其他文集有所不同，但是读了这些“纪事”，再将书中三十篇文章一一读来，对于作者这三十年来学术生涯的轨迹和他的研究重点，可以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此外，书前还收有七幅彩印的照片，分别是作者历年来与钱钟书、杨周翰夫妇、朱光潜、伽达默、王元化等师长以及一些同辈友人的合照，以及他在获得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后参加庆典的留影。
虽然这三十篇文章所涵盖的题材和内容十分广泛，但是笔者掩卷之后，却仍然感到其中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甚至有“一以贯之”的感觉。众所周知，孔夫子曾经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苏东坡在评论《论语》里这一段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以贯之者，难言也，虽孔子莫能名之。”隆溪用老子《道德经》的“三十辐，共一毂”这句话来命名这部文集，那末贯串这部文集里的三十篇文章的那个“一”字，又该如何名状呢？笔者以为，首先就是作者对于文学本身的喜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执着，尽管作者在文章里讨论的范围涉及伦理、历史、哲学、艺术等许多领域，但是最终总还是回归到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本身。更为重要的，就是这种对于文学的热爱，与“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者迥然不同。全书自始至终，字里行间，永远离不开个人的书案以外那一个广大而现实的“天下”。岁月不居，笔者与作者在美国麻省的康桥结识，前后已经三十年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作者是书如其人，始终如一，从未改变。
　　　　

张隆溪与中国比较文学界
　　　　
正如作者自己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三纪事”中所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国内刚刚开始兴起对于比较文学这一科目的兴趣的时候，作者在这个新兴的领域，已经十分活跃。当时他刚取得北京大学的硕士学位，留校任教。80年代初，他由钱钟书先生推荐，在当时由沈昌文先生主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文章，对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实建筚路蓝缕之功。1983年10月，在动身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前夕，他还加入了由钱钟书先生领军的十位中国学者的“精锐部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他当时在会上以英文宣读的论文，就是后来用中文改写而成、收入本集的“诗无达诂”。此文和集中其他几篇专题讨论，是作者在比较文学这一领域中继续耕耘的成果。他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广泛浏览第二手材料，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而且，他对于历史背景与作者、作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总是能够深思明辨，处处见出他作为一位学者的深厚功力。
例如他在文集卷首的“弗莱的批评理论”（1980）一文中，对于加拿大学者诺斯罗普·弗莱的介绍，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其个人的理论观点的介绍和探讨，而是将其置诸西方美学史发展的背景之中，从而见出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对于弗莱的影响。莎翁《威尼斯商人》剧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往往被视作贪婪邪恶、冷酷无情的典型，但是作者在“论夏洛克”（1981）一文中，通过对于欧洲历史上反对、仇视犹太人的历史背景的剖析，揭示出这个在基督教社会中备受歧视的小人物更为丰富、复杂的精神层次。顺便提及，2004年，由在印度出生，英、奥混血的导演迈克尔·瑞福德（Michael Radford）亲自撰写剧本并导演的电影《威尼斯商人》中，好莱坞著名演员、奥斯卡金像奖得主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扮演的夏洛克，正是从这种视角入手，将莎翁笔下这个小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弗洛伊德的循环：从科学到阐释艺术”一文中，作者从弗洛伊德的文本入手，旁及维特根斯坦、保罗·利科、福柯、雅克·拉康、彼得·布鲁克斯等诸家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或是他们对于弗洛伊德的诘难，一方面肯定了弗氏心理分析理论的创见，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它的许多问题和局限。
笔者以为“诗无达诂”（1983）与“讽寓”（2003）两文，最能体现作者在比较文学方面的深厚素养。奉钱钟书先生之命、提交中美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的“诗无达诂”，广泛引述中西典籍中的有关论述，环绕这一题目立论，在文体上最接近钱先生的风格。“讽寓”一文，先扼要说明讽寓（Allegory）的希腊语词源及其基本含义，以及该词语在历史发展中的大背景，再从讽寓的观念史、讽寓与经典、阐释学的相互关系、诠释和过度诠释等若干方面对这个题目进行阐述，其中涉及的西方典籍，包括荷马史诗、柏拉图《理想国》、斯多葛派学说、维吉尔《伊尼德》、希伯来《圣经》及其阐释、圣奥古斯丁《基督教教义》、谢林《艺术哲学》、拉康、本雅明、艾柯、杰姆逊等诸家的理论观点，在结论中又谈到讽寓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二文都是旁征博引，含有很大的讯息量。一方面是中国古代典籍与历代文学名篇，另一方面是西方文艺理论和法、德、英美文学作品，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十面埋伏”，“六经注我”，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于题目进行探索；同时，又总是回溯本源、显示出该命题在历史背景中的来龙去脉，因此文章虽然不长，却总能讨论得十分深入。
另外有两篇文章，虽然题目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却同样见出作者这种广泛的视野和对于历史背景的敏感与关注。“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来源于作者在2002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参加“马可波罗与东西方的接触”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英文论文。三年之后，作者在英文文章的基础上作了扩充增改，写成了这篇发表于大陆《文景》杂志的文章。在文章的开头，作者首先阐述了马可波罗之前欧洲人对于东亚的模糊了解，从《圣经》里“创世记”的传说、所谓的TO地图，说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传说故事。接下来，作者又从中世纪的“长老约翰”传说，讲到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的《长老约翰书》，并且引述了中国元史专家杨志玖先生关于欧亚两地传说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辩。随后，作者详细介绍了马可波罗时代及其前后东西方的文化接触，以充分的历史证据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对《马可波罗行记》的质疑，指出了此书问世之后在欧洲人文主义者之中的广泛影响。在文章的结尾，作者作出了一番新颖、独到的结论：
　　
在今天，当我们重新探讨东西方接触的历史时，马可波罗在东方的经历，可以说又有特别的意义。东西方接触的历史，尤其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时代，是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东方民族的历史，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上，我们可以理解赛义德（Edward Said）批判东方主义的意义，也可以了解反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进意义。然而东西方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不只是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以东方主义来概括东西方之间的整个关系，不仅偏颇片面，而且对于如何促进东西方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共处，也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我们再回过去看马可波罗那个时代，就可以看见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马可讲述他到东方的经历，其动机是想描述和了解不同文化，是对世界不同民族及其生活习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是几个世纪之后那种殖民者的征服和占有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马可波罗可以说为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相互理解提供了另一种模式，而且是更能促进不同文化共存的模式。如何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考虑东西方关系，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启迪，是我们今天在跨文化研究中应该去做的事情。（138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肯定了赛义德批判“东方主义”的观点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局限。《马可波罗行记》在今天的意义，在作者看来，是在日增月进的“环球化”的大背景下，提供了东西方文化接触交流的一种新模式，良可借鉴。
2009年发表的“约翰·韦布的中国想象与复辟时代英国政治”，讨论的是曾经积极参与了英国复辟政治的韦布所写的一部奇书。该书异想天开地将中文说成是上帝造人之初的“原初语言”。作者通过对韦布的生平及其历史背景的描述，再与当时欧洲其他思想家的探索，例如蒙田对欧洲文化的批判和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理想化观念，进行比较，从而指出，中西文化接触和交往的历史，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观念，而理解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一个“东方主义”的概念和模式就能概括的。近十年来，国内有不少人死搬硬套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论述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罔顾中国和欧洲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事实，将中西方文化接触交流简单化地说成是一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史。作者上述这两篇文章，对于纠正这种片面、偏激的说法，饶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凡是作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人，必需对于历史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充分把握文本和历史材料，并进行独立的批判思考，才有可能取得扎实的成绩。
遗憾的是，在作者赴美攻读之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比较文学终于在国内正式成为一门高等学校的学科，但是出于当时某种偏狭的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该学科被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置诸“一级学科”中文系之下。我们有人专喜欢批评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可是我们自己推行“中国中心主义”的例子，难道还少？二十年来，影响所致，国内比较文学界，比较文学与外语基本训练逐渐脱节，出现了一班外语功力不到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在研究成果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而作者由于长期在国外，也与国内比较文学界失去了联系。所幸的是，200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者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一书，2011年，作者又应邀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但愿这些近来的发展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转机：一方面作者可以和国内比较文学界重新取得联系，而另一方面，国内的比较文学界也能够拨乱反正，回到重视外语基本功力和传统文化素养的正确道路上来。
　　　　
心存天下
　　　　
作者这一代人，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折腾”不断的艰难岁月中成长的。由于作者好读深思，培植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即使后来去国离乡，长期在美国攻读、执教，也从未失去那一份浓郁的乡国之思。明朝东林党人那一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可为之写照。读《一毂集》里的文章，随处可以体会到作者这一种对于现实的浓厚的人文关怀。
例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论夏洛克”一文，在对于莎翁笔下的夏洛克这一人物的丰富形象作了剖析之后，作者笔锋一转，谈到了当时国内的文艺创作：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到我们的文艺创作中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他们很少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大部分原因就在于缺乏生活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却像是某种抽象属性的图解说明。正面人物一定是高大魁伟的完人，集天下美德于一身，若非全知全能，也至少能完全掌握真理，最后总能化险为夷，把一切矛盾解决得干干净净。反面人物又总是外形和内心都一概丑恶无比，凶残而愚蠢，最后当然是被英雄所征服。这种把概念拟人化造出来的人物，按照某种理论原则搬演出的寓言故事，对于广大群众已经失去了任何感染力。我们的艺术要能打动人，真正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就必须深入到现实生活当中，从现实而不是从概念中去寻求刻画人物的方法技巧。（24页）
　　
文章发表于1981年，文中这一段话，多少还显示出当时的语言大环境的痕迹，但是正像作者自己在文后简短的“附记”中所说的，“其实此文批评的不仅仅是对莎士比亚一个戏剧人物表现的妥当与否，更重要的是呼吁走出‘文革’、‘样板戏’的阴影，摆脱那种简单化和脸谱式戏剧表演的俗套”。当时国内的文艺创作，确实尚未能扭转建国前廿七年、尤其是文革十年那种扭曲、虚假的风气，所以此文真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当时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反响，是毫不奇怪的。
前苏联时代作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是上个世纪50年代国内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批发来的一部意识形态先行、学术水准低劣的著作。这样一部书，到了文革业已过去之后的80年代初期，居然在国内又得以重印发行。正如作者在文末的“附记”中所说，如此咄咄怪事，令他觉得“实在不可容忍”，于是他在1982年9月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现在收于集中的“评《英国文学史纲》”一文。此文虽然短小、却条分缕析，说理充分，当时立即引起包括笔者在内的从事英美文学学习研究的人士的热烈反应，至今记忆犹新。作者在文中指出：
　　
阿尼克斯特这部《史纲》……明显地表现出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倾向。毋庸讳言，这种倾向的影响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是使我们的文学评论落后的重要原因。我们把40和50年代苏联文艺理论照搬过来，不假思索地接受，包括接受一些成问题的概念、术语，结果是把自己限制在别人制定的一套框框里。这种框框是早该打破的了。（46至47页）

遗憾的是，尽管作者此文当时引起不少反响，但是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倾向”，究竟是否已经在国内完全销声匿迹了呢？
“从晚清到‘五四’：鲁迅论‘洋化’与改革”一文，初稿本是2003年作者参加台湾一个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后来经过修改，于2006年和2007年分别收入海峡两岸的书籍和刊物之中。作者指出，在“五四”以后的一二十年中，“在抨击旧传统、提倡学习外国以自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鲁迅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阐述了鲁迅当时对于“爱国”和“欧化”的论辩之后，作者对于这个题目作了发人深省的进一步阐述：
　　
……仔细想来，“爱国”和“洋化”或“西化”是否水火不兼容呢？改革者正因为感慨于中国的贫弱，希望发奋图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现代世界而不受列强欺侮，才力主变革，提倡向西方学习。所以改革派的“洋化”或“西化”恰好出于爱国之心，其目的是要使中国变得富强。与此相反，闭眼不看外部世界的保守派，误把守旧当成爱国，其故步自封、抱残守阙恰恰会使国力更加衰弱，其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也绝不等于真正的爱国热忱。
更重要的是，爱国绝不等于拥护当权者的主张或盲从社会上的主流思想，放弃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职责。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赞许“洋气”，提倡“拿来主义”，可以说正是他爱国的表现，出于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深切的爱……（181至182页）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爱国”或是“卖国”的讨论，从鲁迅生前一直到现在，七八十年过去，始终成为国内一个热门的话题，往往引起激烈的、甚至是纯粹情绪化的争辩、以至谩骂。作者文中所提到的那种“故步自封、抱残守阙”、死守着狭隘民族主义的人物，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这种人物往往喉咙很响，嗓门很大，动辄指责别人“卖国”，在许多领域抢占了话语权。近年来，有人在网上送给此类人物“爱国贼”的封号，实在十分精确而又饶富反讽意味。在今天的背景下，重读文中引述鲁迅当年的议论，以及作者自己上述那一番石破天惊的雄辩，意味深长。
原先发表于2009年的随笔“北欧记行”，结尾处有一段“附言：关于孔子学院的一点感想”。近年来，大陆国家教育部的汉语办公室，拨出颇为雄厚的经费，在国外很多地方建立孔子学院，为当地的学生提供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在国家富强之后，出资推广中国的语言文化、扩大所谓的“软实力”，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开始之后的实践来看，不光是往往引起所在国家的质疑和争议，而且其实际成效，往最好里说，也只不过是成败参半，在不少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本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学院的事，对于在比较文学方面执教的作者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正是由于作者对于现实的关切，促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也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他将孔子学院与欧洲同类的组织——法国文化协会和德国的歌德学院——作了比较，指出法、德两国的机构都是由本国人直接负责管理，而中国的孔子学院，则是与当地院校合作，院长由当地学者担任，并且还请当地知名人士加入董事会，监督管理学院的运作，是恰当的措施。接下来，他又进一步指出：
　　
不过重要的还不只是建立孔子学院，而是要培养人才，派出去的教员不仅有教学能力，而且对所去国家的情形有充分了解，出去的目的不是观光旅游，更不能像上世纪80年代初出国那样，显出一副穷相，拚命省下钱来，买几个洋大件回家。……
　　
……也许只有当孔子学院任教的老师们有高品质，能赢得当地学生的尊重和信任时，对孔子学院的质疑才会逐渐消失。（272页）
　　
根据笔者在美国一些地方的观察，孔子学院之所以未能收取较好的成效，关键的问题之一，确实在教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大多由国内派驻孔子学院的教师，不是外语不够流利纯熟、无法与当地学生顺畅地交流，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贫乏、肤浅，以致显示不出多少“软实力”来。真希望作者在此文中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真知灼见，能够引起国内主其事者的充分重视，并采取切实的对应政策才好。
　　　　
“亮剑”
　　　　
综观作者行文的特色，其文章的主体常在学术交流的对话中层层展开，反复辩难，说理充沛，而且往往笔锋犀利，不假颜色。在上述讨论《马可波罗行记》的文章中，作者曾经肯定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赛义德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以及后殖民主义的积极意义。但是在《一毂集》中的许多其他地方，作者对于这些理论的局限，尤其是对于国内学界某些东施效颦者概念先行、死搬硬套的方式和作风，作出了十分锋利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都是建立在作者对于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的充分了解以及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的。在《讽寓》一文中，在探讨象征和讽寓这两个观念的时候，作者就指出：
　　
然而就其在形象之外另有寓意这一点说来，象征和讽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浪漫主义美学贬低讽寓，把象征视为唯一可以表现艺术和审美价值的概念，固然过于片面，后现代主义抛弃象征，强调只有讽寓能真正代表语言的解构性以及历史和文化的断裂，又何尝不是言过其实，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历史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理论重新肯定讽寓，其实是为了区别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而独树一帜，所以前者所肯定的，后者就概然否定，这和象征和讽寓本身的性质并没有逻辑和理论上说来的必然联系。（108页）
　　
另外，在“记忆、历史、文学”一文中，作者在分析了海登·怀特有关“历史家的虚构”的论述之后，指出有人走向极端，过分强调历史的虚构性，以致否认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日本侵略者的南京大屠杀：
　　
……不承认有事实、真理和可靠的历史叙述之可能性，好像谁掌握了所谓话语霸权，谁就可以讲述历史，似乎世间没有事实和真理，一切不过是成王败寇的权术，那算得什么高明的历史哲学呢？（242页）
　　
随后，作者以一段对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笑与遗忘之书》的细读，显示了记忆、历史与文学的关联与混合。在文章最后一个部分，作者引述了荷兰历史学者安凯斯密特、美国学者莫理斯·狄克斯坦和彼得·布鲁克斯对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评。然后作者又进一步指出：
　　
……以为文学像镜子那样反映生活，当然是一种简单幼稚的看法，但以为文学纯粹是语言符号的游戏，与现实和历史记忆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见证或再现人生的价值，那也是错误的观点。（245页）
　　
又如在“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文中，作者指出在这方面会遇到两种倾向。文化保守主义者往往故步自封，过分强调文学和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东西方传统在根本取向上完全不同，无法对比。接下来，作者批评了另外一种倾向。而这一种倾向，据笔者多年来的观察，在两岸三地目前都还普遍存在，作者的批评有如下手剥洋葱，层层深入，针针见血：
　　
……另一种则生搬硬套，把西方流行的时髦理论机械地套用来论述中国文学，却往往对中国传统缺乏了解，看来洋洋洒洒，实则空洞无物。这往往是学了一点外文，但对中国传统却知之甚少者的弊病，他们本来很西化，可是在西方当代理论中看见一鳞半爪，尤其是曲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却一下变成国学护卫者，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论述中国传统。其中更有甚者则食洋不化，把自己都没有弄懂的外国概念和术语，拿来硬塞在半通不通的语言里，写出像拙劣翻译的文字，以晦涩假冒深刻，欺世盗名。这样的论文看起来似乎热闹，实则制造学术泡沫，没有真正的价值。（189页）
　　
为纪念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而作的“中西交汇与钱钟书的治学方法”一文，令人联想起孟子在别人说他“好辩”时所发出的“予不得已也”的感慨。在这篇文章之前，作者已经发表过七八篇讨论或是回忆钱先生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之锋利，却与以前的文章不同。此文的前半部分，作者以钱先生在《管锥篇》开篇“论易之三名”中征引中西文献的方法为例，说明钱先生分列条目的写作方式，看似零星的片断，其实其中自有相互呼应的内在关联，读者若能细心读去，体会到这种关联，自然如入宝山，不致空手而回。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对于目前国内文学研究中明显的偏向，痛下针砭：
　　
……在系统理论的大旗下，往往从概念到概念，无论几十年前如唯物、唯心、阶级性、人民性那样的老概念，还是近十多二十年来如身份认同、话语霸权、自我殖民等来自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新概念，都很容易脱离文本和现实，变成一套充满抽象概念和术语的套话、空话。不少人从这样的概念出发，写论文下笔千言，看起来洋洋洒洒，振振有词，其实却脱离实际，虚假空洞。（284页）
　　
钱先生对于中西典籍深厚的素养，在他生前已经令人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但是正如韩昌黎《原毁》一文中所云：“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钱先生驾鹤西归，转眼十余年过去，而随着对于钱先生一生浩瀚的著作的进一步整理和发表，两岸三地，也出现了一股轻诋前贤的歪风。例如2009年在题为《共鉴五四新文化》的对话中，李泽厚就评论说，钱先生和陈寅恪先生这样的人虽然有学问，却不是思想家，而刘再复就紧接着将钱先生的学问比作原始的矿藏，可以用来让作为“思想家”的李泽厚“深锥下去”，又说《管锥篇》“无理论中轴，缺少体系框架”。作者在阐述了李、刘二人对于钱先生和《管锥篇》的论述之后，又引用了刘本人以前对于钱先生所说过的话，点破了他们此举的用心所在：
　　
……刘再复曾担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钱先生对他的“学术探讨和行政工作都给了充满温馨的支持”，刘先生是有感于心的。不过刘再复是李泽厚先生的挚友，他们两位对话论及钱钟书，明明白白是要说明李泽厚先生作为有系统理论的思想家，超越了思想零碎不成系统的钱钟书。……刘再复真算得李泽厚先生的好朋友，李先生自号建构体系的思想家，超越了钱钟书，当然不如刘再复先生把话讲出来，称赞他的“历史本体论”有宏大系统更妥贴顺当。（286页)
　　
接下去，作者又批评了以台湾学者龚鹏程为代表的另一种倾向：
　　
批评钱钟书，如果真能指出他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有益于学术，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国学界出现一个比钱钟书更有学问的奇才，那将更是中国学术之大幸。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不少人批评钱钟书，都好像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截头去尾，歪曲原意，误解曲解钱先生的文字。（287页)
　　
在举例说明龚氏如何对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里的一段话暗动手脚、断章取义地加以批评之后，作者指出，龚氏批评钱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结果在略述该文大意时，居然与钱先生原意截然相反，简直似乎完全没有好好读过那篇文章。作者又进一步指出，龚氏如何在批评了钱钟书、陈寅恪两位前辈之后，便开始自我吹嘘，又以其文中实例揭示龚氏明明不通外文，却要随便批评甚至贬低钱先生的学问。全文辛辣犀利，入木三分，说至兴会处，往往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读来真有痛快淋漓的感觉。笔者记得2010年春天回国时，此文当时刚刚在《书城》杂志发表，在与上海学界的友人聚会时，谈到此文，大家均为之拍案叫绝。当然也有北京方面的友人，为作者向国内学界某些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开炮，而为他感到担忧，再三关照笔者去劝作者“适可而止”。反思当今学术界的某些现状，再见到这一类对于钱先生的无端攻击，笔者以为作者之所以起身“亮剑”，实在也属情非得已。同时，笔者对于作者那种“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感到由衷的钦佩。
作者对于文学的热忱和对于“后学”理论的弊病的批判，集中见诸《一毂集》的压卷之作，2010年发表的“对文学价值的信念：悼念弗兰克·凯慕德”一文。在文章一开头，作者就说：
　　
……对于西方理论，我们应该有了解的兴趣，但不顾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盲目跟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使用自己尚未了然的一套晦涩的概念术语，鹦鹉学舌式地谈论文学、文化、社会和历史，却是中国学界必须避免的错误。（293页）
　　
作者在讨论了凯慕德在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理论方面卓越的贡献之后，又谈到凯慕德在美国“后学”的大本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作以“经典”为主体的讲座时，与一些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后学”学者的辩论。凯氏引述了威廉·燕卜荪的借用来的比喻：“你喜欢什么理论就用什么理论，但是得跟着你的鼻子走。……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意义上的鼻子——这里是用酿酒学的一个比喻——而如果你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鼻子的话，你就该去找另一种工作。”作者进一步指出：
　　
这些话似乎很尖刻，但凯慕德一再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学科领域，文学批评有其特性，对批评家也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要求有一些基本资历和条件，那么为什么不爱文学、不愿意把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人，竟然以文学批评为职业呢？其实这正是当前西方文学批评一种并不少见的情形，而曾经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凯慕德，现在又对理论过度发展带来的问题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297页）
　　
随后，作者又引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瑞·伊格尔顿对于许多脱离实际的所谓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尤其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作出的尖锐批评。在文章结尾，作者对于凯慕德一生的成就以及他的论述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的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制造的垃圾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严肃的小说，可是凯慕德仍然希望而且相信，一个成熟的社会除了垃圾之外，也还有更高的需求和更高的文化价值。他已经带着这样的信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那个信念还应该是我们当中喜爱文学、追求文化价值的人所要坚守的。我们也许可以自省，在盲目追随西方当代理论时，我们的研究是否也有像凯慕德和伊格尔顿批评的那一类情形呢？我们是否也把晦涩冒充深刻，为附和西方理论的思路和话语而扭曲我们自己生活的现实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难，关键就在我们要有面对现实的决心，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299页）
　　
顺便提及，从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于《读书》杂志发表介绍20世纪西方文论以来，他的中英文著作都建筑在对于中西文学理论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从他的几部英文著作里，也可以见到作者完全具有凯慕德所说的那个“鼻子”，体会到他对于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和喜爱，以及对于文本进行细读的工夫。这些特色，在《一毂集》中也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尾声：余墨点滴
　　　　
最后，读《一毂集》，还有两点零星的感想。
其一，笔者作为作者的老同窗、老同事，应该说对于作者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在读《一毂集》的过程当中，却依然不时感到意外的惊奇。例如，笔者向来知道作者热爱西洋古典音乐，并且曾经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读过他讨论古典声乐的文章，也约略知道他亦颇好绘事，但是集中原来于2008年初发表于《书城》杂志的“现代艺术与美的观念：黑格尔美学的一个启示”一文，却正是这样一篇为笔者带来意外惊喜的文章。此文首先阐述现代艺术作为传统古典艺术的对立面而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说到先锋派艺术由于曾在纳粹德国受到打压而在二战之后戴上政治正确的光环，并在美国迅速发展。随后作者又说到当代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深入讨论现代艺术的问题和危机，并且拈出黑格尔《美学》中有关艺术由盛而衰的理论观点，以许多现代艺术中令人匪夷所思的实例，指出现代艺术的畸形发展趋向，已经使艺术失去了其本身应该有的意义。在文章的结尾，作者由西方艺术的没落转到中国艺术界的实际状况和前景，推出了铿锵有力的结论：
　　
……但我们在今天思考中国艺术往后的发展时，必须正视西方现代艺术的困境和危机，注意避免其中的问题。追求怪诞、抽象和刻意新巧，绝不是艺术发展的正道；亦步亦趋，模仿连西方艺术批评家们也在质疑和批判的那种颓败的现代艺术，更是没有出息的做法。当代中国有些故意怪诞的绘画，在西方画廊里可以以惊人的高价出售，但如果仅仅以市场上的售价为成功的标志，那就和艺术脱离开来，终究不是艺术，也就不必以艺术论之。（238页）
　　
近二三十年来，笔者对于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也曾注意留心过，并且常常为之感到困扰和迷惑。作者此文中许多观点，是笔者多年来萦绕心头但是没有能够想清楚的问题，所以读来不光是对于老友在这方面的观察、研究感到意外，而且大有戚戚于心的同感。
其二，有关作者的文体，笔者也有一些想法。这部集子因为收入了几篇随笔，所以往往得以让读者一窥作者抒情的一面。例如在《闲话康桥》的结尾，就有这样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描述：
　　
今年秋天英国气候偏暖，到康桥虽然已在11月下旬，却仍见许多大树枝叶丰茂，树叶的颜色绿者苍翠欲滴，红者欲燃如火，也有透明的鲜黄色，好似落日把黄金熔化了，洒在一片片叶子上，更有或深或浅的紫色、褐色、石青色，构成一片色彩斑斓的金秋气象。康桥秋日之美使我想起另一个康桥，想起当年哈佛的诸多师友，想起新英格兰秋天林莽色泽之美，所以虽是初来乍到，英国的康桥却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我默想，我一定会再来拜会康桥，为了这林色之美，也为了在这里的学术殿堂中，得到更多精神的滋养。（89页）
　　
因为笔者与作者曾在美国麻省的康桥同窗攻读，所以对于作者笔下所描摹的景象，感到十分熟悉、亲切。当然，作者说理严密、步步深入的文风，在集中的议论文章中有更多的体现，比如在“理性对话的可能：读《信仰或非信仰》感言”一文中，在论及20世纪完结时人类面临的危险时，我们读到以下这一段文字：
　　
……我们虽然没有见到圣约翰所描绘末世的梦魇，没有七位天使吹响号角，引发自然界的各种灾变，没有魔鬼军队铺天盖地而来，没有怪兽从海中浮起，鲸吞人类，但现实世界中的灾难也足以令人心惊胆战，如核废料扩散，酸雨和臭氧层破洞，热带雨林迅速消失，地球产生温室效应，随处可见的贫穷、饥荒、暴力冲突，无法治愈的疾病，利用基因工程复制人类等等，都令人不能不忧虑人类世界的未来。面对如此危机四伏的景象，还有什么可以给人以希望呢？人们应该怎样理解历史的进程，而这进程又将引我们到何处去呢？……（97页)
　　
韩昌黎在《答李翊书》中说过：“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作者这一段文字，句法长短参差，意象层出不穷，音节抑扬顿挫，而贯穿其中的，正是昌黎所说的这样一股强盛的气势。
笔者早年曾经细心揣摩五四以来白话文盛行之后诸位名家的文字，窃以为在众多学者中，朱光潜先生实在同时也是一位散文的文体大家，而这一点，却为治现代文学史者所忽略。朱先生中学时代受过桐城古文正宗的基本训练，后来又得欧洲文学、分析哲学与美学的熏陶，所以他笔下的文字，句法清晰，节奏明快，文势恣肆宏阔，与唐宋八大家中之王荆公（安石）、曾子固（巩）两家的特点暗合。《一毂集》作者的文字，除了“诗无达诂”一篇比较接近钱钟书先生之外，从总体上而言，似乎更加接近他当年在北大攻读时曾经师事过的朱先生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