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革命派的避让：首义元勋张振武被杀案

姚荣泽案折射出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在1911至1913年革命派与北洋集团的博弈与对抗中，还有许多中间社会阶层，比如姚荣泽案中浮出水面的旧士绅阶级，他们在广大的基层社会拥有巨大的能量。

革命派作为社会变革的推进力量，与旧士绅阶级有着天然的矛盾。之前也提到过，因为社会变革需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而在革命者的蓝图中，要被分配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掌握在像旧士绅阶级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手中。

姚荣泽案是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派与旧士绅阶级的一次对抗，最后半路杀出个袁世凯批准了特赦令，打压了革命派，拉拢了旧士绅阶级，一举两得。伍廷芳维护了程序正义，但是革命派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完全落败。

游离在革命派与北洋集团之间的中间势力并不只有旧士绅阶级，还有清政府遗留下来的许多旧军人和旧官僚集团也是在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比如黎元洪，他是被革命党人从床下拖出来推上军政府都督宝座的，他与革命派之间也是貌合神离，与武昌的革命军多有矛盾，这些矛盾逐渐积累、爆发，并为袁世凯所利用，引发了南北政府议和以来第一起政治大案——张振武被杀案，成为袁世凯打击革命派力量的又一典型案例。

革命党人的内讧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之一，把黎元洪从床下拖出并迫其就范的革命志士中就有张振武的身影。

张振武少年时期就学于湖北省师范学校，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肄业后在武昌省城黄鹤楼道小学当教师。他很善于教学，常在讲课时启发学生革命思想，唤起学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观念。

不久他参加了共进会，帮助料理会中的财务事宜。为了革命需要，他不顾家人反对，卖掉了湖北罗田、竹山老家的田产。一些革命同志向他求援，他都尽力给予帮助。

武昌起义之后，军政工作需要迅速开展，于是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组织政府。由于原拟定的文件毁于战火，导致无军政首长可遵，无成规可循，会议诸将大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这时张振武较有识见，倡设军务部，总揽军队编制、人事配备、饷项支出、机关存废等事。[1]

图1：张振武

张振武（1877年－1912年8月16日），湖北人。武昌起义首义者之一，被尊为共和元勋，和孙武、蒋翊武并称辛亥三武。

在当时，黎元洪虽然贵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首义“三武”。有这“三武”的存在，被推上“都督”宝座的黎元洪自然百般受限制。

以“三武”为代表的共进会和文学社是推动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起义之前双方通力合作，但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各地局势稳定后，内部渐生龌龊。孙武原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只因起义前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而烧伤了面部，结果没来得及参加起义。但其为人极为狂傲，权力欲望极强，武昌起义后他担任军务部部长，非但排挤文学社的蒋翊武这批人，就连共进会的张振武等人也是形同水火。这一点被黎元洪用心利用，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孙武的专横跋扈引起了一场风潮，即“群英会”事件。1912年2月27日晚，以湖北军政府近卫军协统黄申芗为首等不满孙武嚣张气焰的军人，带领手下士兵们冲出营房，向军政部和孙武家扑去。结果孙武连夜逃出武昌，一家老小被扣押。

这场兵变虽然被平息，但是革命军势力大受影响，在黎元洪的大肆问责之下，借口“平乱”，下令大肆搜捕“肇事军人”，诬陷、仇杀文学社成员十人，暴尸示众。孙武也被迫提出辞职，亲近黄兴、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的蒋翊武从政坛隐退，处于中间状态但对湖北局势不满、声言要进行“二次革命”的张振武被削职。

张振武与黎元洪的斗争

“三武”已去其二，张振武一直留下与黎元洪作斗争。张振武不同于蒋诩武和孙武。他被撤职后，手里仍然控制着一支有力的武装——将校团。这是革命时期张振武组织起来的一支部队，原本是为了北伐挑选了六百余名革命军精英，后来扩编至三千多人，对张振武的忠诚度很高。黎元洪几次想控制这支力量，从张振武手中夺过来，要么安插亲信，要么收编，要么改变成军官学校，都没有得逞。

张振武性格粗豪，又自恃首义之士，功高名显，很看不起黎元洪，从一开始就不赞成黎元洪当都督，甚至提议杀黎示众。黎元洪委委屈屈地做了军政府都督后，北方军进攻武昌，战争期间张振武与黎元洪多有冲突，后来张振武当上了军政部副部长，做了黎元洪属下，但飞扬跋扈，从未把黎元洪看在眼里。

见黎元洪时，也是带着自己的卫队，全部荷枪实弹，动不动跟黎元洪拍桌叫骂。就连张振武的后人张成群都不讳言这一点，说自己的曾祖父每见黎元洪就以言语相逼，他甚至曾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2]

黎元洪因此怀恨在心，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意气之争。最根本的矛盾是当时全国各地因欠饷和裁兵，许多地方因此而不满的军人都在谋划造反，南北各地此起彼伏，张振武手里有一只不被黎元洪掌握的武装力量，而且本人也对黎元洪十分不满，多次发言要组织二次革命，推翻武昌现政府的统治，对黎元洪的统治造成了直接威胁，也因此为后来黎元洪罗织罪名提供了口实。

黎元洪一直想打压张振武的势力，“群英会”事件革除了张振武在军务部的职务，但是对于张振武本人组织的军事武装——将校团没有办法，黎元洪另想对策，瓦解张振武的势力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呢？自然是张振武本人死亡。但是张振武是首义元勋，杀了他对自己声名有碍，黎元洪本人不想成为这个出头者，于是他想到了袁世凯。[3]

针对张振武的阴谋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一直想打压南方革命派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对于张振武的态度上和黎元洪达成一致。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张振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弄到北京去将其架空。于是袁世凯以表彰功勋的名义将张振武等人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

张振武一看这情况，摆明了想架空他嘛，于是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又在经费等具体事务上百般拖延，张振武看袁世凯只是敷衍了事，一怒之下便回了武昌。

后来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刘成禺等人属于议会中共和党的参议员，张振武属于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他们出面张振武也不能不给面子。在各方努力下，张振武和黎元洪等武昌地方军政大员至少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而后袁世凯趁热打铁，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8月初，张振武和亲信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一起前往北京。在临行之前，黎元洪还特意赠给张振武4000大洋作为旅费，双方和好如初，相谈甚欢，但是针对张振武的阴谋却无声地展开了。

原来在张振武抵达北京后，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其中向袁世凯揭发了张振武的种种“不法”行为后，黎元洪要求北京方面将张振武就地正法。[4]黎元洪的想法袁世凯看得很清楚，他这是要借袁世凯的刀除掉宿敌，让袁世凯背黑锅，挑起北洋派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当时有人对黎元洪的做法洞若观火，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说黎元洪这是把袁世凯当成黄祖，将张振武比作祢衡，然后自以为是曹操呢。[5]

袁世凯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回电说：“原电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要求黎元洪补充说明，确认黎元洪所说情况是否属实。[6]

黎元洪当即再度回电，说明“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同时还派了饶汉祥等人，快车进京，面见袁世凯，“告袁以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袁世凯见黎元洪已做好准备，于是在15日发布军令处决张振武。

图2：黎元洪

首义元勋惨遭杀害

1912年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8月15日晚上，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

酒席散后，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回旅杜，途经正阳门时，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按照袁世凯的军令，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

临刑前，张振武还抱一线希望，要求公开审判，根据罪名定刑，“岂可凭空杀人”。负责监刑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晃着袁世凯的命令，“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张振武怒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1912年8月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其腿、肩、脑、腹、胸等处共中六枪，“死时腹裂肠出”。当晚，张振武的亲信、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捕，随即枪决。这就是震撼民国的“张振武案”。

张振武被杀之后，全国舆论哗然。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如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嘲讽袁世凯这位民国总统与专制皇帝完全一样，他们的命令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圣旨；民国虽建，但人治犹在。

《亚细亚日报》的评论者还就张振武案，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制相比，借以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即使在专制独裁的清朝，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之后，铁证如山，审判之结果也只是予以监禁，而在倡导法治的民国，没有审讯和证据，下一个命令就能杀人，连清朝都不如。[7]

参议院弹劾政府与“反袁”舆论浪潮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中以张伯烈为首的20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张振武案中，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的做法愤愤不已，指责是违背约法。[8]

其中参议员彭允彝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认为此案已经不是张振武一人的问题，而是有关民国法治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参议院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可以依据总统命令对人民的生杀予夺，而不必依据法律，那么要法律何用呢？不仅如此，当时的很多参议员准备合伙弹劾政府。

弹劾并非质问，是民初立法机关手中最为重要的法宝，也是最难实现的一件事。《临时约法》对于国务员的弹勃案，规定必须有全体议员四分之三的出席，出席议员三分之二的同意才可通过。当时议会共有一百二十六个席位，其中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首先是国民党，也是革命派的核心政治力量，它是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等党派合并而成，是议会第一大党，占有六十多个席位；其次是共和党，由部分革命派和立宪派组成，拥有四十多个席位；而共和建设讨论会最弱，拥有的席位连十个都不到。

按照当时的政治格局，要达到弹劾的条件，单凭一个政党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议会三大党关于此案开始磋商，但意见难以统一：国民党主张弹劾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湖北总督黎元洪负有连带责任；由于张振武属于共和党中的民社派，因此共和党反应极为激烈，要求弹劾所有国务员并查办黎元洪，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一个态度，提出如果弹劾失败则参议院解散。

弹劾案达不成一致，各派决定先实行质问程序，矛头直指袁世凯。在全国舆论的一片声讨中，袁世凯也颇感“压力山大”。黎元洪见袁世凯引火烧身，自觉“借刀杀人”之计十分成功，却不想袁世凯在这时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知道事情未结束前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

袁世凯上演“惊天大反转”

面对参议院的质问和舆论的压力，袁世凯随即抛出了黎元洪，公布了他们之间的电文，说明是奉副总统命令处决。面对诘难，黎元洪只好再三地刊发电报，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详细说明张振武的“罪状”，结果，各种“罪状”的细节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口水大战的战场。

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加上张振武自身也的确存在弱点和问题[9]，袁世凯利用政治手腕，拉拢收买共和党中的一些议员，使其放弃追究，最后使得质问和弹劾两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而袁世凯则以退为进，承认事起突然、杀人手续不完备，并向参议员们一再致歉，才将弹劾案搁置。

弹劾案搁置了，如何平息参议院的质问是袁世凯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争取国民党的支持来平息此事。要想让国民党站在与袁世凯同一立场上，难如登天，但是袁世凯的目的不是让国民党信服自己，而是让国民党转移阶段性攻击的目标。

袁世凯如此算计正是因为他看清了革命派当时的困境。在张振武案发前的1912年6月，黄兴辞去了南京留守的职务，其背后意味着革命派丧失了江浙一带近十万军事力量，这是袁世凯就任总统后执行裁军计划的一部分。

早在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凯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以人民不堪重负为由，决定将全国95万军队裁减一半，缩减为50个师。裁军大刀全部落在了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南方几个省的军队身上。本来南京周边集聚了近10万革命军，到1912年6月中旬，革命军数量只剩下三分之一。

革命派的考虑与妥协

革命派自然不能就此束手待毙，又无力直面袁世凯的咄咄逼人，只能先整合南方各省的力量，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作为首义之地的湖北革命军就成为革命派争取巩固的对象，这样的目标就与以湖北总督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人旧官僚阶层有了直接矛盾，打击黎元洪并发展革命派在湖北的力量成为当时革命派的一种选择。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针对张振武一案的态度，国民党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稳健派”，主张暂时躲避袁世凯的锋芒而打击黎元洪，一方面他们对袁世凯当时的一些“民主”做派心存幻想，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尚显弱小，先“捡软柿子捏”。

而且张振武与国民党之间多有矛盾，在武昌起义之后因黄兴没有给他与孙武等人安排职务，心生不满，回到武昌后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后来到上海购买军械时，更是挪用两万经费办《民声日报》，报上所登载的都是大骂南京国民政府的文章。[10]对于这么一号人物，原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能待见他才怪了。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在与袁世凯会晤时，主张“表彰张振武之功以为和解，免得小题大做，致误要政。”在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时，孙中山认为张振武的罪名并非空穴来潮，如果黎元洪在武昌把张振武抓起来并进行审判，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黎元洪假借中央之手“借刀杀人”才引起如此风波，中央也有失当之处，但张振武案的责任主要在黎元洪。[11]

孙中山的表态让舆论的矛头由袁世凯转为黎元洪，但“稳健派”的做法激起了党内“激进派”的强烈反对。这派以国民党二号人物黄兴为首，坚决反对向袁世凯妥协，在孙中山去北京前，黄兴曾在20日前后两次致电袁世凯，指责其阴谋行为，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后，“稳健派”和“激进派”在报纸上针锋相对，自己家先吵起来了。

面对黄兴的质疑，袁世凯倒打一耙，诬陷黄兴也是张振武的同谋，令黄兴火冒三丈。但黄兴在党内的影响毕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也在积极争取黄兴认同自己的主张。在孙中山的多次劝说之下[12]，黄兴也北上，9月中旬，袁世凯经与孙中山、黄兴多次会晤，达成内政大纲八条。

袁世凯一举两得

黎元洪看到袁世凯与黄兴和解后，发电为黄兴辩诬，称同谋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在征询黎元洪同意后，内政大纲八条以袁、孙、黄、黎四人名义发表，南北达成表面的和谐一致，于是张振武案不了了之。

自张振武一案后，原本与革命派尚处于“暧昧”状态的黎元洪与革命派日渐对立。在此之前，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人旧官僚阶级面对北洋集团和革命派这两方，都是在斗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爆发斗争。有时与革命派合作对抗北洋集团的军事力量，也有时想利用北洋集团打击革命派的势力（比如此案）。

结果袁世凯技高一筹，利用黎元洪“借刀杀人”的心思将计就计，使黎元洪这样的旧军人官僚阶级代表与革命派的矛盾公开化，被迫地站到北洋集团这边的队伍，同时也利用了黎元洪的力量进一步打击了革命派。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下，张振武的死反而无足轻重了。

张振武死前，写下了三封遗书，其中一份是给黎元洪的。信中说：

“元洪足下：我能手造中华民国，自起义以至今日，实属傥来之岁月，死生久置之度外矣。但恨不死于战场而死于雠仇之手耳。好一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足下如再爱我，请将我全家杀戮，使一家骨肉聚首九泉，振武感激不浅。足下之待英雄真是神圣不可侵犯。古人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言念及此，肝肠寸裂，暗无天日之世界，我亦不愿活矣。总统不交法庭而下军令，不以刀杀而以枪毙，不赴法场而赴暗室，死后有知，当为雄鬼以索其命。”[13]

张振武对黎元洪的恨，就算死了也难以释怀，而他的死对于民国初年政坛的纷争来说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但所幸他的事迹并没有被世人所遗忘，1982年8月15日，在张振武的故乡竹山县，政府出资将张振武的坟墓修缮一新，并由当年参与辛亥革命的老人喻育为之撰写墓碑，表示永远的怀念。虽然这样的纪念蹉跎了半个多世纪，但也足以让张振武在天之灵有所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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