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开放的视野：七大赏读“视角”

开放的视野：七大赏读“视角”

　　什么是诗的赏读视角？就视角这个词来解释，是指“人眼对物体两端的张角”。张开的角度构成的是视野，即视线所及的地方。生活里，人有时只盯住一个地方，关注一块区域，造成视野的狭小，同时也让心灵变得局促。在读诗的生活里，同样存在视野放不开的情况。局限于各种选本的阅读，局限于固定观念的阅读如诗之“情景交融”，词之“婉约”和“豪放”；最被动也最无奈的是应试体制内的课本诗词教学。——诗的赏读本应是“让心灵不死”的自由阅读，是生命中最自然的“灵”里面的生活，是让人的精神之鸟不断飞翔，高高飞翔的过程，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绝大多数人深陷于“被动”而浑然不觉，特别是天真烂漫的青少年，被畸形的考试制度紧紧缚着，被动地“死记”被课本规定，被教师要求的作品，“死扣”只和考试有关的所谓鉴赏的“技巧”。读诗的眼光如井中之蛙，欣赏的视野被人为“卡”在一个死角里面。
　　这里，可以提供一个典型的为考而读，而引导学生“深入鉴赏”的标本。在此“标本”里，不难看出教者与学者最关注的是什么。这是一篇归纳性的短文，题目是《谈古诗鉴赏的几个角度》，作者在文章开始，写道：“诗歌的讲解向来被教师视为畏途。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诗歌的美感产生的多样性、多解性、复杂性的原因。但，有一个因素往往为我们忽略，那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长于概括而短于分析，长于模糊而短于精确，这样就影响了我们对诗歌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恰好相反，现在的问题是：太善于“分析”、太追求“精确”了。请注意，仅仅是这两个词语，就足以看出：这不是在说文学，尤其不是在说“诗”。随后，他归纳了五个视角：

1．从浓厚的表达情感的词、句或表达感情的事物入手
2．从“带有诗人主观色彩的景物”入手
3．紧扣“诗眼”入手
4．从“意象”入手
5．从抒情方式和表现手法两个方面入手

　　——“急功近利”，和漠视“传世长久”的社会氛围，不仅让人忘记了“诗”，更让人把“诗”当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开放诗的赏读视角，是让“死”在功利之下的心灵重新“活泼”起来。从现实的情况说，是让焦虑在“考点”上的精神获得一种释放，至少知道：诗的赏读本有自己的空间，至少了解：在此空间里面，精神的自由、丰富性要求，人性“真善美”的提升渴望都将得到的满足。以下，我们同样归纳出“几个视角”，期待的却是视野的“开放”。

一、 观照结构

　　此一视角的目标是深入探究作品结构的艺术，把作品结构作为阅读欣赏的重点。因此，它和一般性的主观品评完全不同，主观品评是印象式的、讲究感觉和滋味。而结构阅读包括章法的分析，谋篇立意，涉及造句用字，平仄安排等等，主要和修辞学、语法学联系在一起。要特别加以说明的一点是：对这种方法，在传统的鉴赏批评里也有很强的抵制力量。特别是明清时期针对作品结构采用“夹注”、“眉批”的阅读鉴赏方式，一般人是不屑一顾的，把它视为“村塾闾师”才用的陋法。传统的鉴赏，比如“滋味”说，走到极端就是“以不解为解”，主张最好的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天衣无缝”的状态，对此结构的赏析便是一种补救。
　　站在学理的角度说，这种阅读认为探明诗法格律，是进入诗学最高境界的可靠实在的通道。传统诗学认为诗的美，在“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这种认识有他的道理，即把“规矩”和“格律”作为阅读的重点，通过分解这些结构的内在要素，体验当中的“弦外之音”。这种阅读在西方被称之为“结构批评”或“新批评”，但在中国古代这种做法也早已存在，例如专门阐释作品脉络，详解章句的著述，数量并不少。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诗评家吴瞻泰。他主张诗学批评包括鉴赏应当“以法为宗”，他身体力行著《杜诗提要》十四卷，选取杜诗四百七十七首，加以细致分解。后来有学者给予极高的评价：“摄魄追魂，意象昭融，法律森严。”（罗挺语）。吴氏的著作，确实是从结构脉络的解析，直探入意象律法，所以有学者将他列为中国结构派批评的先驱者。其它值得一提的如《金圣叹评唐才子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共同的做法都是在结构分段、脉理照应处痛下细致功夫。这种思路和成就在今天，由于有了西方新批评的参照，已逐渐获得重视。当然，就方法而论，探明诗篇的结构仍必须和作品之外的许多历史知识相结合，才会使诗篇文本的分析，更接近真实，不致过封闭，甚至走上一种纯文本的歧途。
　　清人徐增论诗专“以分解为主，以起承转合为法”（《而菴诗话》）。书中重要的主张与方法提示如下：
　　（1）“作古诗以解数为主，然须变换，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去，有何生趣？”“解数及起承转合，今人看得甚易，似为不足学。若欲精于此法，则累十年不能尽。……学人当于此处下手，尽力变化。至于大成，不过是精于此耳。”
　　（2）“解数、起承转合，何故而知其为正法眼藏也？夫作诗须从看诗起，吾以此法观唐诗及唐已前诗，无不焕然照面，若合符节，故知其为正法眼藏无疑也。”
　　所谓“解”，即按“解数”结构全诗，运用此法，就诗体来说，越短越难。所谓“律诗分解，诚尤难于古风”。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四句为一韵群、意群，构成一节，忽平忽仄，产生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律诗四联、律绝四句，故论“起承转合”，即相当于论“解数”。如仇兆鳌《杜诗详注》解说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有云：“此怀昭君村也。上四记叙遗事，下四乃伤吊之词。生长名邦，而殁身塞外，比足该举明妃始末。五六，承上作转语，言生前未经识面，则殁后魂归亦徒然耳，唯有琵琶写意，千载留恨而已。”诗云：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 环珮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 分明怨恨曲中论。

　　结构的赏读，着重在整首诗的意义脉落。从意脉结构上体会其情调和意蕴。这是它的长处。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现代读者可能习惯于从诗歌表现的“形象”性着眼，如认为这首诗“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其中名句‘独留青冢向黄昏’、‘环珮空归月夜魂’，尤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昭君的悲剧意味。”——但着眼在“形象”，毕竟不如“结构”，来得切实。

　　○解释 正法眼藏（zàng ） 佛教语，通俗解释即真传的，最正、最核心的法宝。禅宗用来指全体佛法（正法）。朗照宇宙谓眼，包含万有谓藏。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以正法眼藏付与大弟子迦叶，是为禅宗初祖，为佛教以“心传心”授法的开始。出处为《景德传灯录·摩诃迦叶》：“佛告诸大弟子，迦叶来时，可令宣扬正法眼藏。”宋·朱熹《答陈同甫书》：“盖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两般看，此是千圣相传正法眼藏。”元·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序》：“且如‘人生守定梅花死’，此句殊佳，何人辄用朱笔圈改，予窃谓朱笔之人未得所谓正法眼藏也。”

二、教化伦理

　　传统阅读、或传统说诗，在最早的开始意义上就特别强调的教化伦理功能。在《论语》中凡所论及《诗》的地方都着眼在教化功能。例如著名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迩之事君”等。汉儒论诗更进一步讲诗的价值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语出《大序》）也可以说：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中最强大的规范力量，就是这种教化的意识和伦理的评价体系。在唐代有著名的“载道说”、“讽谕说”。在宋代以理学思想为背景，这种说诗和阅读的要求变得相当普遍，甚至走向了极端。例如程颐《遗书》卷十八云：“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俗为此闲言语。且和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朱熹则更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语类》卷一四O）
　　——极端地取消或者贬低诗的存在价值，理由是学诗害道。朱熹认为：“古之圣贤，所以教人，不过使之讲明天下之义理，以开发其心之知识，然后力行固守，以终其身。而凡是见之言论，措之事业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别的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华靡，事业之恢宏也。”（《答巩仲至》）

　　文字的根底是道，从道中流出来的文字方是第一流或可取的。程颐也把文字划分为三种：“语丽词瞻，此应世之文也；识高志远，议论卓绝，此名世之文也；编之乎诗书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传世之文也。”外表辞采的美，只是应世的文字；有内涵，见识深刻的美，只是名世的文字；唯有诗书教化的美，才是可以传世的文字。一切好的文字，好诗、好文章，都应该有“道德”做根底，这并不全错。这派的鉴赏家一再强调诗文对社会人际可能产生的影响，至少使人能怀抱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去创作，对社会的秩序安定，对社会风俗的敦厚淳美上都会有莫大贡献。

　　作者以“有补世道人心”为写作目标，读者以文学的道德教化的立场阅读，这也是一种境界。可能因为其中“理想”有错，这是问题的真正根源，换句话说，阅读的道德视角本身是没有错的。从历史上来看，非常有趣的是：每当这种“载道”的文学主张高涨之时，一般都处在盛世，而每当“载道”的主张变得微弱，唯美主义高涨之时，则意味着世道开始乱了。或者“心乱”，或者“形乱”。可能的解释是：天下盛平，伦理教化容易被一般人所认同，作为公共的规范受到尊重。天下动乱，个人的，唯美的生活方式容易被人们所追求，也成为诗人自己逃避现实的渊薮。如此说来，以伦理教化为阅读鉴赏标准；虽然忽视了诗歌在艺术性方面的价值，但确实有着干预生活，拨乱反正的时代功用。

三、思想研究

　　以思想研究为阅读目的，作为一种阅读方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以及汉儒《毛诗大序》所称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里的“志”就是指诗歌作品完成之前的思想，包括作者的心境。“以意逆志”的意思就是从作品中的“意”推求出作者的思想愿望和心境。
　　在诗歌史上，专门从思想和心境特征方面去把握一个作家已是极为平常的做法，例如以杜甫、韩愈为儒家思想代表；王维、白居易为佛家思想代、李白为神仙家代表；皮日休、陆龟蒙为道家思想代表。但这种把握总给人简单化和偏概全的感觉，比如说李白诗中儒家的入世精神同样十分强烈。白居易的早年是一位政坛斗士。杜甫的思想包括忠君、讽世、泛爱、非战等内含丰富，具有特定时代人生内涵。李贺为“诗鬼”，准确地反映了他阴暗的心境，但根底却仍然和儒家入世的精神联系在一起。

　　对思想的关注，由历来思想研究的经验来看，从纵向作层次性分析是颇，为有效的方法之一。这里以寒山思想为例。有学者曾依据他的作品缕出其思想演变的脉络，划分为“儒生期”、“慕道期”、“学佛期”。在此框架里，重点分析他作为出家人的学佛进程即由修善的小乘思想，进至破除“我相”的大乘思想，然后破“得念”，用佛家智慧洞见世间“诸相”乃“非相”。这种研究今人惊奇地发现：寒山诗历述了自己修佛“见性”的过程竟完全是他“见性”的自白。比如诗中说：“可贵天然物，独立无伴侣。觅他不可见，出入无门户。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处……”这是见性的道白。接下来是破“见障”、破“知障”，努力继续做“保任”功夫，到了“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说？”即是到达了佛家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最高层次。

　　就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类别而言，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分合异同，各自的基本面貌特征应当有起码的了解，在传统社会文化背景底下，儒家思想对于古典人错综复杂的影响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不过诗人的心灵处于变化的状态，诗人的思想也是自成一体的。诗人写作有时在挥斥驾驭诸家思想，但极少有意识替诸家思想作宣传鼓吹的。所以当我们接触到各家思想对某个诗人发生何种影响这样的课题时，最要顾及的就是诗人存在的独特性和变化性，以避免简单化的对待。

四、心理解读

　　以上关注思想的阅读，就展开的方式而论，它总是侧重针对某一思想，观念深入追究，说明来源影响。心理分析却是就某一种心理特征如怨恨、嫉妒、执着、旷达等，揭示和了解古代诗人的个性、人格，以及特定的文化心态。当然我们知道：心理分析作为西方心理学概念，作为一种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把它运用于古代诗词的阅读活动以及研究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主要就是不能过分依赖心理特征来说明问题。照存在的情况看，在使用上出现的流弊主要有二点。

　　一是导致鉴赏领会的着眼点过于狭隘。比如专门强调屈原这一类诗人精神上的创伤，把它作为理解这类诗人作品的唯一要素。事实上古代的批评家象朱熹就曾说过：“《楚辞》不皆为怨君，却被后人都说成为怨君。”清代沈德潜也说过：“少陵固多忠爱之辞，以山亦间作讽刺之语，然必动辄牵入，即小小赋物，对境永怀，亦必云某诗指某事，某诗刺某人，亦何取耶？”

　　二是鉴赏的态度过于随便。西方心理分析学派的部分学者就存在夸大潜意识内，被压抑的性欲，比如不少人都认为：“诗人写诗的动机是在玩弄一个刻意伪装的性的象征。”由此出发，用来阐释中国古代诗歌，读孟浩然的《春晚》之“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就被附会成压抑的欲望最终转变为痛苦性经验的象征；杜牧《赠别》诗之“蜡烛有泪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就被附会成男性器官的一种暗示。

　　心理解读的鉴赏思路对中国古代诗歌并不完全适用，用作个性分析、人格分析、文化心态分析还是切实有效的。比如人慈祥仁厚的个性去认识陆游，了解他治家主意，家庭关系非常和谐。然后我们读他的《喜小儿辈到行在诗》：“阿钢学书蚓满幅；阿惠学绘莺转木，画窗涂壁谁忍嗔，啼呼也復可怜人：“方能体会出他的一段真性情。”又比如史传上记载李益说：“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灵府也，为物所中，终身不痊，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唐国史补》）又记：“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启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妨痴为：‘李益疾’。”（见《旧唐书·李益传》）知道李益患有心疑症，性情过度敏感，然而才能懂得诗集中为什么多有写镜诗。《罢镜诗》云：“欲令孤月掩，从遣半心疑。”《照镜诗》云：“衰鬓朝临镜，将看欲自疑。”每天都喜欢照几遍镜子的嗜好，和特别愿意写照镜的体会的确令人觉得史传的记载原是不错的。

　　这里想特别说明一个情况：心理分析把人类心理问题的病根大部分归结到性压抑，但在古代的中国，似乎很难对号入座。尤其是唐代，诗歌作品中极少有涉“性”内容，简答地说唐诗里面充满了“性”的象征意蕴，往往令人觉得十分牵强。事实上，唐代文人阶层对待“性”和“色”的心态，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回避”的自然，面对的也自然，这一点有晚唐孟綮所著的《本事诗》为证。以下引一条是元代辛文房所写《唐才子传》里的一则史料，或可印证：
　　“（李）季兰，名冶，以字行，峡中人，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当时才子，颇夸纤丽，殊少荒艳之态。始半六岁时，作蔷薇诗云：‘经年不嫁却，心绪乱纵横。’其父见曰：‘此女聪明非常，恐为失行妇人。’后以交游文士；微泄风声，皆出乎轻薄之口。夫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共倫。时往来剡中，与山人陆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尝有诗云：‘天女来相试，将花来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华归。’甚谑浪至此。又尝会诸贤于马程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 故曰：‘山气日夕佳。’刘长卿应声曰：‘众鸟欣有託’。举坐大笑，论者两美。”
　　——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唐人轶事里的一则“黄笑话”。用“雅”的诗语开了一个涉性玩笑。唐人之所以能够轻松自然地谈“性”，论“色”，其原因可能是社会伦常自小熏陶，男女间规矩如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之类，早已内化成一种习惯；也可能是男尊女卑，等级社会里，男性的社会渲泄渠道较多，也相对自由，并不把谈论性、色看得多严重，与仕途功名相比，尤其不算什么。

五、纪事轶闻

　　纪事轶闻，包括作家的生平事迹，例如家世出身、仕途经历、情感生活、师友交际、有关的轶事传闻。对作品的阅读实质是对一个“人”的阅读。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行为动机的强烈兴趣实际上是作为后来读者“肯于阅读的主要理由”。传统的阅读始终强调“知人论事”，“传统”在什么地方呢？传统在于古人并不把阅读理解作品本身作为目的。知人论事不是为解读作品而是为了学习“文化”。传统语境里，作品是“人化”自己的生活读本，读诗被视为一种生活的过程。这一点，我们读《论语》、读《孟子》能感受的非常真切。

　　在和诗人有关的轶闻纪事当中，反映诗人个性、人性、社会心态、思想观念等内容相当广泛，早已突破了早期儒家文化的束缚。例如：“个人”的内涵从魏晋以后越来越丰富，“社会”对“个人”约束的内涵也越来越趋向平衡。所以围绕诗词作品日积月累起来的各种纪事轶闻，它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供后猎奇，（仅仅为猎奇而读是文化上的一种浅薄表现。甚至也主要不在于其理论价值方面。它是理解作品，并同时理解“文化”的历史文献，或者也不妨称之为古典诗学的文化，背景史料，传统诗文化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确了传统纪事阅读本身的价值之后，就要了解相关的纪事文献。

　　首先是专门的纪事类著作，主要的有如下若干种：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八十一卷，清厉鹗《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及《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四卷，今人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三十卷。近人陈衍《辽诗纪事》十二卷、《金诗纪事》十六卷、《无诗纪事》二十四卷。陈田《明诗纪事》一百八十七卷。今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八卷。钱仲联主演的《清诗纪事》。清张宗（木旁）粛《词林纪事》二十二卷、今人唐圭璋《宋词纪事》。王文才的《无曲纪事》。

　　在著述体例上，专门的纪事类作品共同特点可以这样概括：以上系作品，再以作品系事。把同一时代诗人的生平行事，尤其是有关具体文学创作的本事轶闻，乃至诗人，诗作的品评资料泄集在一起。在性质上“纪事”不属于理论著述，也不新断代的诗论汇编，如果仅从这方面着眼，就难免“因小而失大”。例如《唐诗纪事》载朱庆馀作《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的本意表达自己对面临的科举考虑感到不安和有所期待的心情。比喻十分得体，使得张籍赏识之余；又特作酬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著歌敌万金。”结果朱庆馀不仅因此高中进士，而且诗名传播天下。在这个事迹中至少有二点很值得玩味：一是唐人，因科举而特别投献诗作的风气，因投献受知赏而博得功名的特殊机遇。二是朱庆馀诗中揣摩达官有司以夫妇关系作比如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和传统文人习惯以男女喻君臣之抒情模式的呼应联系。总之类似的记事往往令人极真切地感受到唐代社会诗文化生活的生动之处。

　　其次为野史笔记类著作，这类文献里的史料纪事的成分更为充分，非常接近轶事小说的笑法。较为著名的有唐代孟棨的《本事诗》。一般认为它是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其中记写了许多精采生动的故事，如隋唐之际乐昌公主与丈夫破镜重圆、崔护都城南庄题诗人面桃花、顾况皇苑之外流水中得桐叶上题诗等等故事。在它的影响下，后来沿袭之作很多，主要的有唐末罗隐《续本事诗》、宋聂奉先《续本事诗》十五则，处常子《续本事诗》二卷、清方轨的《本事诗》十二卷。以及影响于词坛而有清人叶申 的《本事词》等。
　　另外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堪称一本了解唐代诗人生平事迹最为简明集中的私家传记之作。至于笔记体杂著，史料价值同样不容忽略。如宋代著名词人柳永的事迹，原本不见载于正史，主要散见于《渑子燕谈录》、《岁时广记》、《避暑录话》等杂著才不敢淹没不闻。 再次，纪事轶闻也在量散见于各和诗话、词话类著述当中。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后有专章介绍。

六、社会习尚

　　以社会风尚为视角的诗词解读，实际上是以历史学的方法来阐释诗词作品的含义，揭示作品产生的时代生活条件，社会思想和道德标准等，最终达到充分理解诗人的想法和做法之目的。以下举两个实例来说明。
　　其一关于宋代女子诗词作品中的气节问题。一般人的印象：宋朝理学宣扬妇女节烈，妇女处在被动状态。读宋代女子诗词作品则不然。讲人格操守、重民族气节、大义凛然、令人敬仰。例如严蕊作《卜算子》词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往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细读词句哀怨沉重又语气决绝。何以至此呢？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所载严蕊事：“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与蕊为滥，至狱月余。蕊虽备受捶楚，而一语不及唐。……蕊答（朱）：‘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这个记载令我们看到一个“贱妓竞能以生命来捍卫与之相悦的士大夫的名节，那她本人的操守也不可不谓崇高吧！
　　了解了这样一个背景再来体会《卜算子》词的哀怨和决绝，那其中正显示出一种品性，一种人格的力量。同时也让我们明白由宋代理学文化所造成的一种真实的社会风尚。又如在这种社会风尚之下，当宋人遭受外族欺凌，妇女的民族气节和个人的贞节维护都变得极其惨烈。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南宋末岳州女子徐君宝妻被元兵俘虏至杭州，“居韩蕲王府。自岳至杭，相从数千里，其主者不忍杀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将即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谢先夫，然后为君妇不迟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即严妆焚香，再拜默视，南向饮泣，题《满庭芳》一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词云：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亦不是个别的。

　　其二，关于唐代诗人元稹所作艳诗的理解。元稹有《梦游春七十韵》，诗中把早年和情人催莺莺的交往，比作梦中之“灵境”“觉得作九年，不向花回顾”，说自己虽然抛弃了寒门女子莺莺，还是以一种赎罪的心情孤单地生活了八、九年。然而八、九年后，“一梦何足去，良时事婚娶，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说自己追求门第显贵人家的小姐，将负心往事比作无足轻重的春梦。诗中十分直率地坦言自己“始乱终弃”的经历，语气间无一点愧疚。在此后白居易的唱和诗里，也并不见一点谴责的意思。可见无稹的“始乱终弃”；另择高门在当时是社会风尚所容忍的正当行为。《梦游春》诗中还自白道：“美玉琢文佳，良金填武库，徒谓自坚贞，安知爱砻铸。”承认自己纵然使坚贞如美玉良金，受了社会风尚的磨铸，也会改变，他如何生活的态度。这四句诗明确说明：个人观念与社会文化之密切关系，已故陈寅恪先生十分深刻地指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快乐，往往富贵显荣，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七、意象批评

　　意象，这个词 有人认为是外来的，英文写作Lmage，又把它和上世纪初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意象原来是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常用的一个术词，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是指意念中的形象，尚未进入作品的意中象。又如《唐音癸签》签二引王昌龄语）“外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这里的意象分别指主客两方面即意和象。
　　意象，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含义，袁行霈先生曾很简要地概括为一句话：“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即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语见《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意象批评作为中国传统诗学，批评鉴赏的方法其特殊的含义是指用具体的意象来喻示诗人，包括散文家、画家、书法家的艺术和抒情风格。举例说，钟嵘《诗品》卷中评范云、丘迟诗：“池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这是曾被许多学者乐于称道的两个意象。
　　叶嘉莹先生说这是“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以具体之意象来评诗的典型代表。第一，具所举之意象明白真切；第二，在举出意象之前有简明扼要之概念的说明；第三，其概念与意象相配合之喻说能恰当地掌握住所批评之作品的风格。”

　　以下主要介绍和说明两个问题：
　　（1）传统意象批评是从哪里演变出来的？较早的意象批评见于曹丕《典论——论文》中以“气”论诗人的个性和作品风格。但比较抽象。举曹植的《前录序》：“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素质也如秋蓬， 藻也如春葩；浮乎洋口，光乎搞口，与雅颂争流可也。”尽管这段文字还不是就某一具体作家的作品而言，但是，这种用具体意象来描述艺术风格特征的方法是非常明确的。此后，意象批评的运用逐渐广泛起来，到了齐梁时期；钟嵘《诗品》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批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钟崂在《诗品》中引用了不少别人的意象批评，这种碾转相引的本身说明了当时风行相当普遍的情况。
　　那么这种批评究竟从哪里来的呢？简而言之，从人物的品评开始，时间是在东汉末年。范晔《后汉书·许劭传》说：“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 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欲有‘月旦评’焉。”“品题”是汉末清议的表现形式，政治色彩很浓。魏晋之际，清议远离政治转为清谈。品评人物又成为清淡的主要内容。
　　王瑶先生在《文人与药》一文中曾经指出：“在魏晋，其风直至南朝，一个名士是要他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被人称赞的。”如《世说新语·容止篇》记：人叹王公形茂者云：“濯如春月柳”。又“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轿若惊龙。”——这种意象很容易让人想到《洛神赋》中写洛神的美：“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很自然地，魏晋以后诗歌；也包括书法、绘画，常以具体的意象，尤其常用美女的形象来喻示艺术风格和特征，正好反映了从品评人物到意象批评的演变过程。如举前引《诗品》卷中评范云诗例：“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而在魏代文人曹植《洛神赋》中同样可以看到呼应的句子：“其形也，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又《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而《洛神赋》中则有：“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等等。

　　（2）意象批评的主要特点和价值是什么呢？这里主要概括为二点。
　　第一，意象批评是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风格，它能帮助我们领悟所批评对象的基本特征。罗宗强先生曾探讨过批评家运用意象批评时的思维过程，即：“个别的诗之美的意境（感性个别）→美的意境类型（共性概括）→形象性概念。（见《我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一文）这也就是说，批评者在阅读大量作品之后，对某一诗人的风格有了整体上的把握，之后用意象把自己体会到的风格再现出来。
　　第二，意象批评法是一种形象的喻示，兼具诗画之美，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一向讲究文字修饰，而忽略思辩分析，所以它的批评文字往往就是一篇优美的诗歌或散文；它对风格作形象的喻示，常常展现出一幅气韵生动的图画，同时又蕴含着诗美的境界。这使读者不致于被动地接受艺术作品，而是随着作品意象的带领，进入到意象的审美感受当中，而这个意象又是在作品中不断被强调。于是，最初在读者心灵上还是朦胧的感觉、意识就一下子活动起来了。这个过程既是读者审美体验把握作品总体风格的过程，又是思考和发现作品的局部特征，捕捉具体意象加以概念化的过程。

　　以上七大视角的归纳，要特别声明一点：各点的确立和具体的论述内容，部分来源于八十年代初，刚刚留校任教，为了准备首轮课程，有一段时间每日去学校港台图书室阅读台湾黄永武先生的《中国诗学》（四册），其中，对《鉴赏篇》之“视角”一节，专门做了摘抄，未想有今日之用。一部分是历经二十多年以来，不断讲授中国诗歌课程所留下的心得。这两部分内容应该说是：借鉴有之，印证有之，彼此难分了。

　　行文至此，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开放的赏读视角对于通常的诗词解析并不对立，反而，视野的拓展，更有利于纠正解析的偏颇。
　　赏读，最常见的方法是从某些最基本的语意要素出发，达成一种理解和欣赏性的体会。我们知道：每一首诗词为了达成抒情言志的目的，在表现的内容方面都有一些“相对固定”的基本要素，比如季节性景物、时间，与人物（主人公）的相关动作，人物所处地点和人物心情，等等。这些要素在有些诗词里表现得明显，而有些诗词里则表现得隐晦，但只要认真揣摹都可以发现到的。请看下面这首诗：
　　刘长卿 《饯别王十一南游》：
　　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 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 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萍。
　　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题看，抒情者是诗人自己（第一句的望者。第三句的“人”）。“飞鸟”是暗喻与之相别的行者王十一。“青山”暗点季节是春天，“落日五湖春”一句是诗人的想象之景，既点明了春天的时节，同时也渲染了一种伤感的情绪：在如此美好的季节里我们分开了，这让我很难过。尾联说的“汀洲”是指水边平地。——汀州有白萍，还是渲染春光明媚，景色怡人。这样的渲染使得尾联作为全诗的结束，在感情抒发上来得更加强烈：本该是踏春赏景的好时节，但此时的我们却只能为离别和相思而忧伤。
　　在表现忧伤的情绪上，开端诗句借写人的一系列动作，如“望”、“挥手”、“泪沾巾”，可以说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自己出神凝思、依依惜别的忧伤情绪。最后一句一个“愁”字则更鲜明地点染出诗人心中那份无尽的失落、惆怅的伤感。总地感觉：这首诗感情强烈，而境界开阔。意脉清晰，如以首句的“望”字领起，以视线为线索，一直到第六句“落日五湖春”， 把忧伤渲染的淋漓尽致！之后，以强烈的感叹结束。
　　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此诗一向被认为是典型的情景交融佳作，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如何从具体的写法上面体会属于这一首诗的“情景交融”的表现？秋夜江边，月落乌啼，清霜满天，诗中的夜泊者满怀乡愁，孤卧客船，只有残败的江枫，明灭的渔火相伴，让人彻夜难眠。再加上深夜苏州城外寒山寺传来的钟声，更渲染游子的孤寂怀乡之情。刻画了游子思乡的独特形象。递进式的渲染写法，达成了特别浓郁的抒情，也因此感染力极强。

　　在鉴赏分析时若能抓住这些基本要素进行有效分析，往往能切中诗歌命脉，明确诗意诗情，特别是体会到诗的表达艺术。
　　按以上常见的方法同样可以达成理解和欣赏，那为什么还要提出“视角”的问题？——提出“七大视角”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希望通过了解和运用这些“视角”，使诗词作品的鉴赏能更加深入一些。理由也很简单：
　　一是此“七大视角” 都与传统诗学相联系，体现的是传统赏析诗词作品的习惯和经验；二是“七大视角”是对传统方法的总结和归纳，借这一相对比较全面的总结，让我们对传统诗词作品可能有的鉴赏角度，做到“心中有数”。总之，有视角的赏析，可以让人了解和掌握方法，并自由地选择这些方法，最终达成一种自觉深入的阅读。

○扩展阅读：黄永武与他的《中国诗学》

　　1．《中国诗学》（全四册）内容简介
　　《中国诗学》 黄永武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2年出版，全四册，分为思想篇、考考据篇、鉴赏篇、设计篇。全书旨在系统探讨中国古代诗歌思想、鉴赏、创作及考订等方面的问题。在《思想篇》里，作者从整体和个别性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诗歌具有的民族文化理想和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意识心理。《考据篇》着重于对研究诗歌的途径与方法的阐述。《鉴赏篇》强调鉴赏的方法和角度，注重于读者的悟境、作品的诗境、作品内在的特质以及外缘的关系。《设计篇》为作者对中国诗歌技艺手段的分析，论及意象、时空、密度、强度、音响、神韵等中国诗歌的设计内容。

　　2．黄永武先生其人概况
　　黄永武(民国25年/1936年2月9日─)。浙江省嘉善县人。文学博士﹑教授﹑兼作家。曾任国立中兴大学﹑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古典文学研究会创会会长。所著《中国诗学》四册﹐曾荣获民国69年(1980年)第五届国家文艺奖。后以散文驰名﹐所著《爱庐小品》四册﹐再获第18届国家文艺奖。后又以《生活美学》四册﹐名重中外文坛。文皆隽永深刻﹐哲思浑成﹐余味无穷。

　　《爱庐谈心事》一书中述及黄永武先生前半生的履历﹐1936年出生后﹐次年抗战爆发，1946年抗战胜利﹐回上海读小学五年级。1950年12月自沪至香港，1951年3月抵台湾。入台南一中补习学校插班初中三年级，次年9月考入台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三年。1958年入东吴大学中文系﹐1962年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64年获硕士﹐论文《形声多兼会意考》由中华书局出版。1969年8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其《字句锻炼法》初版本。1970年11月黄永武先生获国家文学博士﹐博士论文《许慎之经学》亦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1年黄永武教授任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务长。
　　1976年出版《中国诗学·设计篇·鉴赏篇》
　　1977年出版《中国诗学·考据篇》
　　1979年出版《中国诗学·思想篇》
　　于次年2月获文艺理论类国家文艺奖。是年创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推选为创会理事长。 1981年8月编成《敦煌宝藏》第一辑十册。1983年文学院长任满﹐赴美国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任访问教授。同年九月与张高评合著之《唐诗三百首鉴赏》出版。1984年由美返国，出版《诗与美》。
　　1985年出版游记散文集《载爱飞行》﹑文化考古论集《珍珠船》﹑及诗词赏析集《抒情诗叶》。是年8月﹐黄永武教授往国立成功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并兼新创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是年12月﹐《敦煌宝藏》一百四十册编成﹐为世界各国大学图书馆所珍藏。
　　1986年《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出版。是年将《字句锻炼法》增订﹐由洪范书店印行。1987年出版《敦煌的唐诗》，部份被译成日文﹐编入《讲座敦煌》。是年又出版了《读书与赏诗》。
　　1988年黄永武教授返台北﹐在市立师大任教﹐于阳明山后山之金山农场﹐置一工作坊﹐以陶渊明“吾亦爱吾庐”诗意﹐命名为爱庐。先生同时在中央日报辟《[[爱庐小品]]》专栏﹐中华日报辟《海角读书》专栏﹐新生报辟《诗香谷》专栏﹐致力散文写作。
　　1990年黄永武教授出版《爱庐小品》﹐分灵性﹑生活﹑励志﹑读书四册﹐于1993年获散文类国家文艺奖。1992年出版《诗香谷》第一集﹑第二集。1993年出版《爱庐谈文学》。1995年出版《爱庐谈心事》。　　1997年出版《生活美学》﹐分天趣﹑谐趣﹑情趣﹑理趣四册。
　　1996年黄永武教授自市立师大退休﹐至东吴大学任教两年。1998年起不再任教职。同年出版《爱庐谈谚诗》﹑《诗与情》。2000年出版《我看外星人》，有凭有据﹐不同于科幻。2001年出版《山居功课》。2002年洪范书店出版《字句锻炼法》新增版本。而于中央日报所辟之散文专栏﹐直写至2006年﹐名为《林下小记》﹐尚未结集﹐但文章已广在网路传诵。

　　黄永武教授著作丰富﹐学问渊博﹐用词遣字既有古风﹐又带新意﹐比一般柔情感性之叙事散文﹐更添了知性与哲理。先生将古典诗词之美﹑中国文化鲜为人知之精与妙﹑及明清散文家之闲情与智慧﹐甚至古今中外的奇闻逸事﹐尽皆融会贯通﹑深入浅出﹑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正如逢甲大学张瑞芬教授所述﹐黄永武先生的小品散文﹐“乃是秉持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哲理与美学意境﹐浑厚天成的。永远有惊奇带给他的读者们。”
　　读过先生之作的人﹐必会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与更崇敬的仰慕﹔亦会深感身为炎黄子孙﹑能懂中文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先生毕生致力发扬中华文化﹑传承文人风范﹐令人钦佩赞服﹐不愧为当代巨匠﹐既是大师﹐也是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