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几张照片来自《民族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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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科尔沁沙地中的-片死漠——“塔敏查干”,意即地狱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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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文化交流年2004,在巴黎与读者见面,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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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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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与铁凝主席留影,当时她还未出任中国作协主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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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村中,农民炕头。
“大漠之子”郭雪波接受采访谈生态文学与创作之路(天津"今晚传媒集团"<渤海早报>悦读周刊)
用文学传承萨满文化
和郭雪波第一次通电话便是邀约专访,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中气十足、豪迈粗犷。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双方就把采访的相关事宜一一敲定,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对大草原和游牧文化心生向往的我,只要一想到是少数民族作家,便觉得浪漫情怀充盈于心。当天见面约在一家名叫“白桦林”的西餐厅,当悠扬的音乐响起时,我和郭雪波啜饮着咖啡,开始了访谈。
下放科尔沁开始寻根文学
悦读周刊:您这张脸真是太标志性了,典型的蒙古族人的长相。
郭雪波:(大笑)我这个头发还是剪短了,之前长发飘飘时,更是明显。
悦读周刊:谈谈您的新书吧,《乌妮格家族》也是一部重量级作品,这本书您写了多长时间?
郭雪波: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脉相承的,起点是从小影响我的萨满文化、游牧文化,还有农耕文化,。
1975年,我的处女作发表,写的是当时草原上一位治沙英雄的故事。现在看来,这篇小说应该划归为生态小说,但在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提法,只是觉得这个小说很新鲜,很不一样。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写作之路。按理说,我应该在生态小说之路上走下去,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时代背景的原因,在一段时间就放弃了。经历了伤痕文学,写知识分子生活,那几年总觉得所写的作品哪里不对劲儿,总感觉写不透,涉及政治命运更不好表达,总是控诉社会也不是个事。机缘巧合,我被再次下放到最基层的科尔沁沙地文化馆工作,这样反而挽救了我的文学路。恰好这个时期,寻根文学流派形成了。1984年我创作了《沙狐》,1985年发表,当时在国内广受好评。说起来,这事还要感谢你们天津出版的《小说月报》呢,当年发表之后,《小说月报》转载,影响非常大。有时我也比较郁闷,从人的命运到作品的命运,那时都比较坎坷。《沙狐》虽然在国内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评奖却无它的份儿。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不断地努力写作,作品受到很多杂志、出版社的关注,《北京文学》发了数篇我草原沙化题材的小说,刘绍棠先生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协,对我的作品多有提携。但我也不得不说,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我的作品一直有些被边缘化,得不到主流认可。后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沙狐》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小说选》之后,文坛重新关注该小说,同名广播剧接着获了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悦读周刊:有点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意思。
郭雪波:有点吧。后来,《沙狼》《沙葬》《大漠魂》《苍鹰》《大漠狼孩》《火宅》等一系列作品问世,我所受到的关注度日渐提高。这些年也得了些海内外各类文学奖,其中比较让我感兴趣的一项奖项是2005年,由香港中小学生投票、香港公共图书馆和香港电视台举办的《十大好书》评选,我的《狼孩》入选。这可是孩子们自己选出来的啊,没有什么暗箱操作,是孩子们、未来的希望奖给我的最高荣誉啊。
悦读周刊:我算是一个比较爱读书的人了,当年窝在图书馆里读小说时,找不到几本少数民族作家的书,也就是张承志和阿来了吧。
郭雪波:李敬泽曾说过这样一席话,大意是“汉族作家的作品缺天缺地缺自然,只会在窝牛角里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当然,一部《红楼梦》都已经把中国几千年的人情世故、尔虞我诈写的淋漓尽致了。
悦读周刊: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对您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都有谁?
郭雪波:必须首先说略萨。中国很多当代作家受马尔克斯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莫言。我喜欢略萨的叙事结构,我喜欢他讲故事的方式,一个出发点,不同的几个故事,交汇在一个巧妙设置的结点上,很不错的写作方式。杰克·伦敦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小说里所展现的荒原、激情、野性,让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毕竟我身上流着游牧民族的浪漫血液。还有法国作家梅里美,《卡门》你一定知道,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作品不多,基本上都是中短篇小说,但这也是我想做的。我想做一个熟知、传承萨满文化的学者型作家,并以我知道的历史来创作小说。
人类出路在于“诗意地栖居”
悦读周刊:一千多年前,当成吉思汗的铁蹄踏入中原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给草原游牧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郭雪波: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踏上马背,随处安家,骨子里充盈着浪漫与不羁,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生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草原的植被比较脆弱,必须轮牧、游牧才给草原生长繁衍的机会,不能赶尽杀绝生养人的草地。恕我直言,农耕文明在有些地区以一种非常自私自利的形态发展,在一片土地上扎根安家,努力开垦,不断地生儿育女,随着人口的增加,必然会使土地资源日益贫瘠,于是相互争夺、算计、相互排挤成为必然。为了生存嘛,这是人的本能。就这样,农耕文明的侵入,使草原彻底改变了游牧文明的迁徙性和“适者生存”。
到了现代,草原沙化问题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地步了。你和我去草原上看看,到处都在开矿,地下水位全面下降,十年九旱人畜难存、人们逐钱、逐利益而居,开发完毕立刻走人,根本没有人为破坏环境为子孙后代买单。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与反思,我慢慢明白,所谓环境问题,所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根本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根本不会得到解决。西方创造的工业文明,就像一部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在疯狂地奔驰,我坚信,如果我们像现在这个样子继续对大自然巧取豪夺,无极限地破坏,大自然一定会通过它的方式来惩戒人类的。
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批判,最早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型女作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震动了美国及国际文坛甚至政坛,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至今都在为环保事业摇旗呐喊,尽心尽力,由此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自然。蕾切尔·卡森、利奥波德和后来的罗尔斯顿等的生态思想,强调把“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动态平衡、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当做最高利益和终极目的。”在这股生态学的新浪潮中,英国思想家杰罗米·边沁和美国生态学家史怀从动物的权利出发,主张人们应从道德上去关怀动物,并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在美国,梭罗以一本《瓦尔登湖》几乎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成为绿色圣徒。他呼吁人们去追求物质生活的简单化,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懂得去“诗意地栖居”。这些欧美生态文学对世界影响十分重大,同时这也影响和促进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在《乌尼格家族》的结尾,我给出了一个我认为理想的结局,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人类的出路。
萨满文化浸淫中长大
悦读周刊:说到萨满文化,如果不是通过读《乌妮格家族》,我差点忘记这门古老的教义。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最早接触到萨满教,可能就是通过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了。
郭雪波:(笑)你怎么会想到那里去?也难怪,萨满教产生太久远了!萨满教是原始宗教,是多神教。简单地说,在萨满教徒眼里,一条河是值得敬畏的,因为有河神;一棵树是值得敬畏的,因为有树神;一只虎是值得敬畏的,因为有虎神。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一切都值得尊敬。所以,蒙古人的祖先对待草原、对待大自然是相当温柔且尊崇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太姥姥、姥姥、妈妈,都是萨满教徒,我父亲是萨满文化传播者——“胡尔钦”,我是在萨满文化的浸淫中长大的。我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其神秘性,都有着我们不能解释的宗教性的一面。
悦读周刊:《乌妮格家族》书中,提到的草原十三博是确有其事吗?
郭雪波:当然了。我父亲是萨满教的说书艺人,我从小就听他说这些古老的故事。萨满教之所以没能成为影响世界的宗教,主要是因为它是三无宗教,无教义、无庙堂、无弟子,完全是自觉信仰的宗教,它就是靠着家族式的口口相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我特别不喜欢别人武断地说封建迷信之类的相关话语。成吉思汗的铁蹄踏到欧洲时,才把数千年的东方文明传到欧洲,由此才有了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及现代和后现代革命。我问你,为什么你选择相信仅仅有着两三百年的历史的欧洲工业革命所确立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却放弃了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神秘的不可知论的世界观?我再问你,你用所谓科学的唯一标准来否定其他一切世界观的标准,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是一种迷信?
郭雪波蒙古族人,全名郭尔罗斯·雪波,著名生态小说作家。自1975年发表处女作之后,开始自己的写作之路。其作品多数描写了自己故乡科尔沁草原上发生的动人故事,翻动书页时,似乎都能闻到从草原飘荡来的浪漫气息。其代表作品中短篇小说《沙狼》《沙狐》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德等多国语言出版。其中,《沙狐》入选《国际优秀小说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小说集《沙狼》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骏马奖,《大漠魂》获台湾第十八届《联合报》文学评奖中篇小说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