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第4期：中共建政以来“扫黄”背后的玄机

2014年02月10日 14:11
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兰台

本文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兰台

近期在央视播出暗访东莞色情行业的节目之后，广东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行动，大规模打击卖淫嫖娼。这条新闻一时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在这里，历史君就和大家聊聊中共建国后打击卖淫嫖娼活动的那些旧事。

一、建国初社会改造建设新社会卖淫嫖娼被严格禁绝

（经过改造的上海妓女，图片来源：资料图）

1948年9月7日，在中共尚未进入北平时，朱德已经在中社部训练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称“城市里有妓女、流氓、毒贩……我们去了都要收容、取缔、打击。”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刚进入北平的中共政权并未马上明令取缔妓院，但已决定决不能让妓院发展和维持下去。在当时的北平，因社会情况复杂，在新成立市公安局眼中，妓院已经成为国民党特务、兵痞、盗匪隐匿其中对抗中共打击的避风港。为此，在全面禁绝妓院之前，公安局已经对妓院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并想方设法打击妓院。

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当时公安部门专门制作了“嫖客查讫”章，对于去妓院的嫖客，一经查到，就盖在嫖客的身份证件和货单上，甚至有盖在嫖客身穿的衣服上，以此轰赶嫖客。

1949年11月21日夜，北京市的妓院悉数被查封，延续数百年的“八大胡同”灰飞烟灭。在1950年出版的《新中国妇女》期刊中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对于从业妓女，政府为她们开设文化课，提高其思想觉悟，同时让她们参加劳动，以利于她们改掉好吃懒做的恶习。经过为期半年多的学习劳动和培训改造，至1950年6月底，被收容的1000多名妓女全部走出教养院。

（1950年北京妓女改造后庆祝“新生”，图片来源：资料图）

北京城一夜之间关闭所有妓院、没收妓院房产、集中妓女进行学习改造的做法，被称为“北京方式”，震动全国，由此引领全国各地展开关闭妓院的社会改造浪潮。

至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

中共在建国初对卖淫嫖娼的禁绝性打击，是中共建国后进行社会改造活动的一部分。卖淫是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最大特征是两性关系商品化。卖淫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并与一定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中共建政后的努力，是建设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物质资料、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计划指令进行。商品经济已被压缩。进行“大锅饭”式的分配。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尽管人们物质文化生产水平低下，但卖淫现象也没有生存土壤。

二、改革开放后严打社会转型期卖淫嫖娼再次成为打击重点

（1983年严打照片，图片来源：资料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浩劫终于尘埃落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步入正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着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

1980年前后，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一批歌舞厅、娱乐休闲场所色情服务开始逐渐增多。据资料记载，1979年，广州抓获暗娟、漂客、鸨婆、皮条客49人，1985年达2000人。1980年，共青团上海市委通过调查指出卖淫漂娟现象正在蔓延。

80年代初的治安乱象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的重视，1983年严打也由此展开。而卖淫嫖娼现象因“呈现出严重化趋势，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治安”，也随之成为严打的重点。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颁布了一个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犯罪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可以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一场新的“扫黄”运动在全国展开。从公安部门查处的数字来看，1982年查处11500人，1984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281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此后逐年上升。

（严打中的流氓犯，图片来源：资料图）

80年代的严打并非空穴来风。社会的“乱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颓废文化趁机而入，封建主义毒素也沉渣泛起，毒化社会风气，腐蚀人们思想，危害社会主义文化”，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在政治上搞动乱，与人民为敌，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卖淫嫖娼作为泛起的“沉渣”，趁机而入的“腐朽文化”，自然也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资源分配方式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国民经济也得了空前繁荣。而卖淫是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也有其基础。

而改革开放之初，就有的社会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已经动摇，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而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的事实“真空”、缺如。

而中共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的转型期中对卖淫嫖娼的严厉打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风气”，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面对改革开放新的挑战时，对国家和社会基层进行管理和防控的努力。

三、1989年特殊时期卖淫嫖娼成为专项重点打击目标

（1989年8月李瑞环在广州主持召开南方沿海四省“扫黄”工作座谈会，图片来源：资料图）

对于卖淫嫖娼的严厉打击，打击公安机关从1989年开始有了一种新的形势：专项打击。其标志就是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及其后继单位全国“扫黄打非”小组的成立。

1989年7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传达了指示，明确提出对“扫黄”问题要“下决心、下力气抓出成效、决不手软”。一个月后，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成立。此后，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调整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其成员单位包括中宣部、中央政法委、中编办、外宣办、国务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交通部等28个部门。

在当时，还有一些相似的提法也在全国各地出现，如1989年8月福建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扫黄打丑”专项斗争电话会议，部署开展“扫黄打丑”专项斗争。

此后，这项工作就从未间断。而“扫黄”、“打非”也伴随着一系列集中行动和专项治理的“紧急通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词。

（1989年扫黄运动的宣传活动，图片来源：资料图）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扫黄”行动，与“清除‘精神毒品’”、“占领文化阵地”的宗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瑞环在1989年8月24日在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扫黄”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繁荣文艺，而不是打击文艺。剪除了毒草，香花会更好地开放；清除了垃圾，社会文化环境会更加健康。同年9月在南方四省“扫黄”工作座谈会上又指出：任何国家文艺的繁荣，都要靠发展健康的、优秀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用健康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占领阵地，使“黄色”的低级庸俗的东西没有市场。

广州市于1989年4月市开展的以“扫黄”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打击斗争“着重是清理整顿音像巿场和书刊批发部，集中打击走私、复制、贩卖、传播淫秽出版物，清除‘精神毒品’”。

在一些访谈中，“扫黄打非”办这样描述国内外形势：“世界发生了重大转折，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国际形势风云变换”；国内，“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且碰头叠加”。

作为应对这种“国际形势风云变换”、“各种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重要手段，“扫黄”打击卖淫嫖娼的行动无疑是中共在当时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从总体看来，中共建政后曾多次掀起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的行动，作为整顿社会风气的确有明显的效果。而打击卖淫嫖娼作为一个信号和标志，在中共建政、改革开放初期和1989年这些关键的时间点和时间段上发起，也彰显了中共对中国社会改造、构建、管理和控制上的决心和努力。

参考资料：

《北京封闭妓院纪实》，北京市公安局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中共领导扫黄工作纪事：曾一夜取缔“八大胡同”》，杜萌，人民网

《李瑞环：《辩证法随谈》之“文艺”》，李瑞环，人民网

《广州党史纪年·1989年》，广州党史网

《1989年福建大事记》，中国福建网

《探秘“扫黄打非”办》，沈亮，《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

《卖淫嫖娼:打击与取缔》，左鹏刘扬，《社会》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