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
差不多有十年了,那时候,我“初出茅庐”,rookie(新手、菜鸟)一枚。
我有幸见到了数位诺奖大师和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他们专程来为中国经济政策出谋划策。
其中包括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夫·格兰杰(Clive Granger),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特(Michael Woodford),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 ,还有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 Nash)。
在我印象中,大师们热烈地讨论着“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有中国经济学家提问到“中国现在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有所松动,以缓解老龄化问题。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政策松动的话,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之冠的国家,人口压力会增大。”
研究人口预期寿命问题的罗伯特·福格尔首先提出一种设想:“是不是可以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出生率的涨落。通过这样做,你们就可以减轻相关的负担,减轻年龄人赡养老人的负担。”
因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而闻名的詹姆斯·莫里斯认为,独生子女政策调整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和影响。“农村地区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口,这样才能为不工作的老年人提供养老金和退休支持。中国有很多退休年龄方面的规定,和一系列限制性的措施。居民的迁徙和流动,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则认为,“老龄化问题是和城乡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地区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在未来五年时间,我们可能会看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在中国发生,可能是两到三亿的农村人口会迁徙到城市的中心。这个过程会不断的发展下去。”他说,“而对那些留在农村的人,必须使他们仍然有一个有效的谋生的手段。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能够给人们很长一段时间土地租赁使用权,可能也会达到跟产权同样的效果。这样,农民就能够有资产,在年老之后能够把这个资产传给后代,这些激励因素能够使他们留在土地上。”
总的来说,“大师们”针对“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认为应该让市场决定出生率,实行分层次的公共卫生服务,农村地区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约翰·纳什的表述有些与众不同,“如果人们乘飞机从美国上空飞过的话,可以看到除了农村地区之外,还有很多小城镇……在美国,真正在农场上工作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不大……我认为中国可以发展一些小的、离农村更近的城镇,即一些小的城市中心,来容纳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
与经济学家们面对面彻底颠覆了我脑海中对“大师”的定义,用现在时髦的词,就是“脑洞大开”——不仅仅因为他们独特的风格,比如有人身着大红唐装,有人一生中也没有没有一部车,有人十个手指戴满了戒指像极了音乐家……,还有他们背后一段段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
由于大学里面学习“博弈论”和《美丽心灵》的优美故事,约翰·纳什是最令人期待的——他高高的个子,身着一套浅米色的西装,格外引人注目。他除了参与了中国未富先老的讨论之外,还做了关于理想货币的主题报告。他更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前瞻地提出了“中国可以适当调整速度,以保持和世界经济发展均衡的速度”的观点。
有一晚,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等为远道而来的经济学家们表演了传统曲目《坐宫》,纳什代表大家达谢,他不忘自嘲道,“经济学是一种‘倒霉’的学问,它在中国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和欣赏实在令人高兴。”但是,热闹的晚宴还没有结束,他就一个人离开了戏楼。
有一幕我始终难忘,当纳什坐在演讲台上一言不发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嘴巴张张合合,好像是一个与这个世界无关的小孩子。但是当他开口发言,却是那么地深陷其中,引人入胜,他一下子就回到了世界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