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论”重袭高校教育难满足就业

作者：王瑜秦洋来源：工人日报发布时间：2013-9-15 13:16:24

编者按

“新读书无用论”背后折射的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是科学发展问题。反向倒推，当前社会环境下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不少恰是学校教育、公民教育和家庭教育失语的综合表现，也与当事人缺乏科学学习和全面提升自我的经历相关。与公民旅游文明素养的缺乏、极端社会暴戾之气的蔓延、网络道德秩序和法律底线的丧失等问题相通之处在于，“读书无用论”的弥漫，也正是公民素养严重缺失的表现，背后是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彰显。

因此，首先应承认，若不掌握面向就业的技能和本领，很难养活自己，更不要奢谈发展。其次，有一点应成共识：培养科学读书习惯，提高公民素养和人文情怀，以推动公民个人和社会健康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系统的全民教育体系，而背后则需要制度的改良和观念的创新。

9月初，媒体报道，成都女孩玲玲考上大学本科，父亲虽有钱供她读书，但认为“上大学无用”而拒绝提供学费和生活费，这位父亲有关“读大学是注定失败的投资，捡垃圾都比读书强”的言论引发网友热议。

随后，一项上万名网友参与的网络专题调查显示，7成网友认为，“读大学不是唯一出路，在哪里都可以学习”。有网友和媒体认为，新“读书无用论”观点正在卷土重来。读书真的没用么？上大学真是一项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的“失败”投资？经济社会越发展就越不需要读书学习？等等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

“ 读书无用论 ” 幽灵归来

调查显示，新一波“读书无用论”有向社会基层蔓延之势。从最新的成都父亲拒绝供女儿上大学事件，到之前媒体报道，“12岁男孩当婚礼主持人，母亲说只要有丰厚的收入，学习怎么样不重要”，再到“妈妈逼女儿休学参加红楼梦选秀，自称演丫环都值”之类新闻，都是这一心态的表现。

“读书无用论”并非新鲜论调。早在30多年前的“文革”期间就曾出现。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引入时也曾流行。最近十年，随着市场经济日渐深入，高校扩招和教育模式弊病日益显现，就业形势日趋紧张，这一论调卷土重来。

民众从投资角度衡量教育，得出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子女教育成本的确在全面走高。以北京市为例，近期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的网贴引发热议。该排行榜显示，北京市生育成本是276万元，全国排名第一。按家庭年收入12万元计算，夫妻二人不吃不喝工作20年以上才能负担。生育成本中，教育投入约180万元，占总花费三分之二左右。该排行榜未必权威，但从引起的共鸣可以看出，大城市的子女教育负担越来越重。

大学教育费用涨速迅猛。新华社一项调查显示，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不到4倍。另有数据显示，一个本科生培养成本相当于一个农民35年纯收入。政协委员孙继业直言不讳，我国教育花费已“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国家之列”。

高昂教育成本之下是严峻的就业形势。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日益增多，就业日益艰难。2013年全国更是创纪录涌现699万高校毕业生，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大学生薪金赶不上农民工，所学专业与从事职业脱节问题显现。2013年《中国蓝皮书》中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研究报告称，约1/3毕业生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工作，部分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不到30%。极端例子是，仅约1/6的医学专业毕业生从事医疗工作。

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对读书学习也日趋“实用主义”，功利性阅读学习的倾向正悄然形成。

据新华网报道，在全国有限的人均购书中，八成是课本教材和考试辅导类书籍。很多出版企业将这些实用类出版物作为重要利润点。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指出，这种功利性阅读的泛滥将成为国民阅读的“敌人”。

功利价值观作祟

简单用投入和产出比来衡量学校教育的价值，做出“读书无用”的判断，并不全面。业内专家表示，除了培养技能，读书和上大学还应强调文化素养和精神层面的提升，这些价值很难通过经济投资和回报的标准衡量。

调查发现，影响这一“功利”选择的首要诱因是高校教育无法满足就业市场需求。高校教育模式的畸形发展，造成学校培养理念、模式与市场需求产生结构性错位。最近十多年高校扩招政策弊病全面显现。各地校园面积扩张和学生规模成倍增加背后，是教育质量下降和人才趋于“散养”。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育模式僵化、理念保守、管理失效，加之缺少科学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等，造成毕业生能力和水平日益贬值，无法满足就业市场需求。

与高校培养模式和理念严重滞后相伴随的是，社会功利和浮躁心态的渗透和蔓延，都影响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乃至社会教育，成为促使民众过度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投入产出比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价值观影响下，不少人认为上大学或读书只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工作，找不到好工作还不如不读。同时成功就是出人头地和“名利兼收”，与读书多少没有关系的准则也左右着一些民众的行为选择。

社会教育学者、“全国十佳中学校长”郭簃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社会价值观异化和公民素养的缺失成为“新读书无用论”流行的重要原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集体失语，成为功利导向价值观泛滥的核心诱因。

记者调查发现，公民教育体系中对公民素养教育和科学价值观的培养严重缺失。一个重要指标为国民年阅读量明显下降。今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1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与1999年60.4%的阅读率相比，国民阅读状况总体呈倒退趋势。这与经济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2012年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39本，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不到1本书，远低于韩日等国。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韩国国民人均年阅读量约为11本，法国和日本均在8~9本之间。

有媒体称，年人均读书如此之少，与我国身为传统礼仪之邦和文明国度的地位极不相符，可见公民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风尚亟待提高。

教育细分与观念创新同行

调查显示，各行业和职业对教育需求呈多元态势。高校教育培养模式细分势在必行。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应强认为，综合型大学要继续关注高等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对学生的全面培养，而职业性更强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应用型院校，应重视学生的实际技能训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员刘佳认为，应对高等教育进行分类分层，合理设置专业，建立双轨制高等教育体系。

“从教育理念到教学内容上缺乏分层，是造成很多人上大学赔本的最主要原因。”刘佳说，要想改变一些人读书无用观点，高等教育必须建立精英教育与大众职业教育并存的双轨制教育体系，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需求。从目标划分，精英教育以理论教学为主，培养研究型人才；职业教育以训练操作能力为主，培养实践型人才。

与此相伴随的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对于价值观的修正和引导同样重要。

郭簃表示，学校教育的细分固然重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应结合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进一步修正功利导向的价值观和成功观，建立个人家庭的科学幸福观，培养健康的公民素养。而这需要覆盖全民的终生教育体系，包括承载大众教育功能的媒体，也应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如此看来，理念创新和全民终生教育体系的建立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当务之急，应尽快培养民众“科学”阅读学习习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前许多国家已把全民阅读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从这个角度讲，当事人玲玲的话一语中的，“我非常爱读书，喜欢泡在图书馆里。书本打开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读大学，才能让自己更有修养、更有层次，大学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

玲玲说，不想成为只会做小生意的农村人，不想过父亲那样的生活，“思想封闭，眼界和层次低，没有任何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