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玲华 ---“文学与文化研究”第1讲：赵稀方：《后殖

由文学所科研处和青年论坛组织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讲座3月11日拉开了帷幕。举办这个讲座，主要目的在于加深各个学科之间的了解，促进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并共同探讨学科的深入研究。

赵稀方研究员的《后殖民批判》是这次讲座的头一次亮相，作为一个多次在海外讲学和访问的著名学者，他的视角既普及了一般性的概念，也打开了通向跨文化研究领域的窗口，令前来参加讲座的青年学者获益匪浅。

他谈到的内容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台湾作访问学者时的主要活动。赵稀方研究员描述了他在台湾作客座教授，参加会议以及进行演讲活动的具体情形，主要围绕“后殖民理论”及其对台湾后殖民理论的一些观点展开。在他的描述中，台湾的后殖民理论基本上处于一个旅行状态中，这主要是由于台湾不同的政治分为和学术立场决定的。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个“后殖民理论”的不同形态，对于整个“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第二，介绍“后殖民理论”的概况，并将焦点集中于“批判”二字。赵稀方研究员坦言，由于后殖民理论实为一个复杂、庞杂的系统，自从萨义德（Edwaed W. Said）1978年发表《东方主义》以来，这个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因此找准一个角度来进行阐述很有必要。这个角度就是他所说的“批判”。

为了更加清晰的梳理，他分“批判”为正面、负面两部分。所谓“正面批判”，即指“后殖民”理论内部的批判，更多地关注对理论本身的修正。所谓“负面批判”，主要指否定性批评，它们对后殖民理论在整体上持敌对态度，来自于“东方学”家的右派及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的左派。

关于前者，赵稀方研究员主要介绍了四个主要的代表人物：斯皮瓦格(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e Bhabha）、罗伯特·扬格（Rovert Young）、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具体地说，他认为，斯皮瓦格的贡献在于，他作为一个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填补了后殖民理论在性别方面的一个空白，对西方种族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同时斯皮瓦格又通过参与印度的文化研究，纠正了后殖民理论在“东方发声”缺失方面的不足。霍米·巴巴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东方主义》没有涉及到西方内部的反殖传统，也完全没有涉及到东方，而在于赛义德没有从殖民者/被殖民者、自我/他者关系的角度来论述殖民话语。罗伯特·扬则从西方的位置出发，自西方史学观念的视角检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的历程被忽视，也由此，他作为一个非西方主义者，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这个史学的切入点非常独特。作为一个伊斯兰专家，萨达尔对于赛义德的批评十分严厉，但却并不否定东方主义批评本身，相反，他试图在学科梳理的基础上，扩展这一理论批评。在他的论述著作里，更多地增加了赛义德所欠缺的对于当代东方主义实践及后现代东方主义的分析和批评。

对于后殖民理论较为激烈的否定大致也可以分两种：一种右派的批评，主要是西方的东方学家；另一种是左派的批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赵稀方研究员谈到的右派代表主要是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麦肯齐（John M. Mackenzie）两位。在他看来，刘易斯的典型东方主义话语，在批判东方主义的力度上缺乏说服力；麦肯齐从各种艺术种类对后殖民理论进行了实证考察，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对后殖民理论提出批判，应该重新审视艺术与帝国主义的对应关系。关于左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赵稀方研究员也谈到了阿罕默德(Aijaz Ahmad)和德里克（Arif Dirlik）。德里克的批评焦点在于分析后殖民理论与全球化的共生关系，阿罕默德则从世界科学的角度对后殖民理论进行重新定位，认为《东方主义》在1978年出版，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时间，而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个结束，是非西方国家的一种后现代延伸。并且，阿罕默德也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高阶段，因此必须重新定位后殖民理论的属性。赵稀方研究员指出，阿罕默德德的理论框架与德里克并未有什么实质区分，可能阿罕默德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是比较有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