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衡巽:曾挂头牌
这个名字里的第三个字，令很多人见了都要查查字典方知发音为Xun，八卦之一，代表风，引申为柔弱。
见其人其衣其住其行，果然是温良恭俭，一个十分朴素的学者。
这个黑瘦的浙江才子，一门心思研究了几十年美国文学，主要研究海明威，出版了好几部专著，人称国内海明威研究的“头牌”。有趣的是，中国人，只说文化圈子中的“精英”，那么多人读海明威的作品，看根据作品改编的电影，能有几个人记得老董这个与海明威贴得最近的华人呢？
1950年代，他这个英文系大学毕业生却被分配去念了一阵子古希腊文。后来稿“厚今薄古”，又让他研究起“新中国十年文学”来，尽管很卖力气，却毫无成果。再后来是毫无道理又不由分说的下放劳动。到1960年代初，他才有机会重新拣起英文，“看点外国文学。”
董先生就这么三言两语打发了他曾经经历过的莫名其妙的十年，不堪回首的往事，埋没的是青春年华和才华。在正常的年月里，大学毕业后的十年能干多少事啊，那是人生中最关键的十年呢，他眼看着美好的时光蹉跎。
用他的话说，重拾英文看点外国文学，这一看，使他迷上了海明威，开始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终于干起了本行。
研究的结果是他发表的一篇《海明威浅论》。可谁知道，从1962年到1980年这竟成了中国文坛上唯一一篇关于海明威研究文章，其论点“统治”学界长达18年之久。谈及此情，董先生不无叹息，他深感“寂寞”，那时候多么希望在学术界能有多种声音。
那18年中，董先生在干什么？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人都在干什么？时光依旧蹉跎，直到改革开放，他才真正开始了海明威和美国文学研究，主笔编写了国内第一部《美国文学简史》，又挂了一个头牌。
他丝毫不为写出了中国第一篇有分量的海明威论文而倨傲，尽管其中不少独具慧识的观点为国内的海明威研究奠定了基础。相反，他一直不断在新的文化冲击下反思，不断更新自己、否定自己。对于“以前”，他只是淡然弹指掠过。
他半是总结半是预言道：“我们这一代人难成为大批评家。要看30来岁这一代的了。”这是他发自心底的自白。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只顾叹息过去，也不意味着他成不了“大批评家”就此放弃自我价值的追求。
他一贯的信念是，研究外国文学，心中时刻不能忘中国和中国的文学。一个研究国外文学的学者是活在中外两个文化参照体系中间的人，他是令人羡慕的，应成为文化上更完美的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时刻不忘的是，通过研究外国文学来对中国文学做出些有益启示。我采访过不少外国文学学者，他们很多人可以熟练地用西方的理论评价西方文学和西方作家，也能对所研究的对象之生平作品如数家珍，甚至懂几国语言，但就是在他山之石上沉迷，从来不想到要“攻玉”。在于他们，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无论谁“攻”谁，那是比较文学的范畴，他们仅仅是很本分地做译介工作，把“启示”的工作留给别人去做，这实在是有点可惜了他们的才华。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也是井水与河水的关系。他们甚至只把自己关在西洋文学的象牙塔中，从来不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反倒是董先生这样的老人，对外国文学研究持这样明确兼顾的态度，为年轻人做了表率。或许这和他年轻时被迫去研究了一阵子“新中国十年文学”的经历有关，虽然不情愿，但那段时间让他走出了外国文学的圈子，接触了中国文学，从此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从而随时有“攻玉”的冲动。
说到此，董先生认认真真地论起海明威对中国文学的启示。
海明威只能是海明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海明威造成了英语文体上的一场革命。他用的是生机勃勃的语言，什么冗长的形容词、动名字、大从句套小从句（如亨利·詹姆斯等等大作家的文体），一概一斧子砍掉，只用名词动词和少量形容词，简洁、明快、隽永，文章像一座只露出水面八分之一的冰山。海明威曾写过六句话，每句话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此方法锤炼自己的语言。《老人与海》竟是他砍掉一部大书的八分之七的一条“狗尾巴”，否则它永远成不了名篇。而眼下中国作家们的作品好像越拉越长，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地让人难以消化。
董先生说，海明威在10年内完成了几大飞跃，从一个高中水平的小字辈飞跃成大作家，主要靠的是大量阅读。从荷马、莎士比亚一直读到20世纪初的名著，反复阅读，汲取创作的真谛。他终于通过比较在契诃夫和马克·吐温那儿找到知音，即简洁的风格是最佳的风格。而眼下中国的作家们中有多少人在认认真真地读书呢？“北大荒作家”风风火火了一阵子，把自己那些切肤之感挖干净了就再也没后劲了。文学创作并非是生活的实录。茅盾的小说做法似并不太值得太倡导特倡导。这是董先生对自己文学研究道路反思后的结论。我不禁对他的坦诚由衷地表示佩服。他并不“老”。由此董先生进一步谈到，中国的中短篇小说比任何国家的都不逊色，可在长篇上却相形见绌。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文化、学识、艺术和语言修养上欠火候的问题。不大量读书不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尤其要认真研究大师们的气势和构思。他引海明威的话说：“一个认真的作家要同死去的作家比高低。”
海明威成名之后却飘飘然起来，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不再接受批评（反倒极恶毒地咒骂批评家），无法再开拓自我，这个教训值得记取。相形之下，时下流行的作家们“自我感觉似乎过于良好”，玩文学的更多，这样能走多远？
我想董先生朴素的、诚挚的“他山”经验之谈，对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玉”们是不无砥砺之功用的。我的话刚说完，董先生就说，他并非是以海明威权威的身份居高临下讲这番话。中国作家中也有懂海明威的，如马原。好像马原说过海明威是靠生命在感知文学云云。董先生认为马原的话很直觉，很震动人心，而董先生则觉得自己缺乏创作经验，主要是靠理性去认识海明威，似比马原的“生命感知”要钝一些。
这是一个多么真诚的学者！他是个融入人流中而毫无光环的老人。
以后，他说“想研究一下美国小说的多种风格，检讨一下美国文学创作的得失。这一方面是个性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在更广宽的视野上为我国小说创作提供参照系。”
董先生人很瘦，但让我觉得他身上蕴涵着巨大的能量。
这篇短文写于1989年的夏天，一晃就是18年，由此我想到了董先生被耽误的一个十年和一个十八年，岁月如流，真的很快。前一阵子参加《世界文学》创刊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因为堵车我迟到了，悄悄到会场的最后一排找座位，竟然在那个位置遇上了老董，他这个当年的头牌人物退居二线了，安详地坐在一些不熟悉的人中间。我终于发现他比当年稍微胖了一点，脸色不那么黑了，看来是退休后心境松快了许多。他还很记得我，念念不忘我当年找他调动工作到外文所的事，说如果当年我调成了早就成同事了。那时社科院研究部门已经把进人的门槛提高到博士学位了，我因此不够格。但老董建议我曲线救国，让我去《世界文学》杂志，那里接受硕士学位的人，他特别说你就找李文俊（主编），他在编辑岗位上照样成了翻译家和福克纳专家，不见得非到研究室不可。最终还是与《世界文学》和社科院失之交臂，但董先生的话还是一直在鼓励着我在这个圈子之外做一个外国文学研究的票友而且是硕果累累的票友。
（本文首发于1989年7月26日的《新闻出版报》，署名毕冰宾，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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