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荷马史诗》 自称不是翻译家 王焕生“复活”消亡语言

翻译《荷马史诗》 自称不是翻译家 王焕生“复活”消亡语言

发布日期：2013-04-02  07:57 来源:渤海早报     

无论你是否阅读过《荷马史诗》，也一定听说过这些来自遥远国度和遥远时代的经典。

《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王焕生翻译的《奥德赛》汉译本是第一个译自古希腊原文的诗歌体汉译本，和罗念生合译的《伊利亚特》也是第一个译自古希腊文的诗歌体汉语全译本。因“无可争议的威望和对拉丁文化的研究、传播贡献”，去年，王焕生获“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奖章”。

“不是什么翻译家”

“这是两种脱离现实生活、已经死去的语言。”王焕生这样总结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大半生都在从事着的工作就是把这两门“死语言”译成中文。从《荷马史诗》、西塞罗《论友谊》、《论共和国》，奥勒利乌斯《沉思录》到普罗佩提乌斯《哀歌集》，再到《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涉及诗歌、戏剧、哲学、政治等众多领域。

这些古典著作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王焕生更愿意说，“那是一个充满人情和理性的世界”。王焕生低调，说自己“不是什么翻译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外国文学的这么个人”。1999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后，至今他每天还要读那些相隔两千多年并已“死去”的语言。这是他的专业，也成了爱好，“总觉得不搞点东西，不看点东西，就没意思。”王焕生说。

去年9月，因“无可争议的威望和对拉丁文化的研究、传播贡献”，王焕生获“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奖章”。当时他收到电子邮件，只把它看做是“一个惊喜，是对我业务上的肯定”。事实上，此前在国内，他已经获得过国家图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翻译奖。

他习惯将翻译称之为“业务”，这是一项“冷门”却又极为重要的“业务”。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徐迟、罗念生开始翻译古希腊史诗、戏剧。几十年后，年轻的王焕生作为罗念生在社科院的同事和学生，两人合译了《伊利亚特》，王焕生又独立翻译了《奥德赛》，两部合为《荷马史诗》，他翻译的《奥德赛》汉译本是第一个译自古希腊原文的诗歌体汉译本，和罗念生合译的《伊利亚特》也是第一个译自古希腊文的诗歌体汉语全译本。此外，王焕生还首次将西塞罗的文集从拉丁文全面翻译为中文。

亚历山大里亚曾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中心，从公元前3世纪建立开始，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收集了西方世界的稿本，进行整理、定稿、校对，希腊的著作是古希腊语，罗马著作是拉丁语，这些版本在西方流传至今。

王焕生所翻译的正是两千年前的稿本。这是两门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消亡的古代语言，古希腊语已演变成现代希腊语，拉丁语演变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

“这是两种非常难学的语言”，他们几乎只停留在学者的书房里，现实世界中已没有它们的位置。更何况，当时王焕生在莫斯科念书时，是用俄语去学习这两种古语。他笑着说，“用一种外语去学另两种外语，而这后两种都是‘死语言’，很难学，很苦恼。”

本来想学原子能

1959年，20岁的小伙儿王焕生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外语部，1960年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回国后一直从事相关翻译、研究工作。但王焕生原本的志向并不是学文，他是那个时代“干一行爱一行”的典型。

王焕生是江苏人。小时候想过当石油工人；高中学了物理，他又想搞“那时候最时髦、最诱人的”原子弹。不想自己最后学了语言。“我本来想学原子能啊，那时候最时髦的，所以我第一志愿填的北外，是老师建议的，第二志愿就填了清华。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大家的观念就是国家要我们学什么就去学，尽管当时也不知道古典是什么东西，叫我去，我就学下来了，学了一辈子。”

“我们一共去了不到50个人，而且主要是学语言的，其他一些人学一般的自然科学。我本来也是要学科技什么的，但因为国家需要有这么一个名额，得有人去，我就学了这么个专业。”

在国内的城市只学了一年俄语，根本谈不上精通，到莫斯科第一学年就开了拉丁语课，又紧接着开古希腊语课，书本、讲课、考试都是俄文。“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对欧洲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我们学校一共去了7个。大家中学也学了点俄语，但实际运用俄语的能力有限。第一学期就回来一个人，说坚持不下去了。第二学期又回来一个。剩下五个，还都坚持。毕业回国分配，有两个人改现代希腊语了，五个剩下三个。这三个后来都留在那个社科院，只是到现在两个已经去世了。”王焕生成为那批同学中仅存的“硕果”。

学生“学不下去了”可能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当时，公派留学生比较苦。王焕生去的那年国内正值自然灾害，“一开始去只有50个卢布。总到食堂里吃那种现成的饭，50个卢布是不够的。我们基本自己做饭。好多同学不会做，但在那儿就知道切点土豆煎一煎，煮点面条，炸个鸡蛋。你要像西方人那样早晨买点面包、买点牛奶的话，钱就不够。此外，我们还得省钱买书。”即便如此，王焕生回国时还是带了三四个大木箱的书，很多都是在莫斯科的旧书店里淘来的古希腊文、拉丁文精装原版书。这些书至今都整齐地排列在书柜里，随时会用到。

磨旧了的鞋还在穿

1965年，回国接受分配，有人对他们很不理解，说你们怎么什么都没有。“去时一人发了两套衣服，一套西服，一套中装，再加一条西服裤子，回来基本还是这样。我们那一批人，思想觉悟还是很高的，大家学习都相当刻苦。国内1958年、1959年是困难时期，我们在那儿生活还是比国内好多了、安定多了，起码可以吃饱。我们算幸运的。”

王焕生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并未马上开始工作，社科院的领导“让我们熟悉熟悉国内的环境”。

不久后“文革”开始，“十年，整个把业务都忘了，是真的忘了，语音、词汇都记不住了。”王焕生说。直到“文革”后期，社科院的人员才逐渐回京恢复工作。当时著名学者、翻译家罗念生动员他重新学习并继续把专业做下去，王焕生接受了建议，同罗念生及另外一位同事组成了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小组。

这才开始了真正的“业务”。他还记得自己首先从《伊索寓言》开始，第二本是《琉善哲学文选》，接着是《古希腊罗马散文选》，然后才是《荷马史诗》以及西塞罗的文集。这些中文译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

王焕生至今保留了学生时代的朴素作风，无论是穿着、习惯还是家里的陈设，都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感觉。磨旧了的黑布鞋还在穿，双卡收录机也还在用，堆满的书柜是最简单实用那种，翻译写作依然用笔，连说话都还带着浓浓的南通口音。虽然退休了，他总觉得应该趁干得动再多干一些。采访快结束时，王焕生拿出一个玻璃相框，装的是他因《奥德赛》而获的 1997-2000 彩虹翻译奖证书，他用手抹了抹玻璃上的灰尘，说这其实是证书的照片，“原件我放到所里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没有退休的感觉

问：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比起来，哪个难一点？

王焕生：古希腊语难，古典语言结构相对复杂，特别是古希腊语，那个句法里不固定的东西特别多，有笑话说，古希腊语有它的文法，但是它的特例比文法还多。为什么？因为它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传下来的作品是不同时期的，每个时期有各自的语言特点，每个作家又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很难有统一的语法把它规范住。统一的语法只一个大概，然后关键你还得掌握那些特例，知道那个作家的特点。

问：都是要背的？

王焕生：对，你都得会。所以你要翻译一个作家，你得同时知道他的语言和标准的语言，拉丁语里的标准是西塞罗，中世纪的时候，人家都是模仿西塞罗的语言。但是模仿来模仿去，我看了看，包括教会里面的东西，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是一种模仿语言，它不是那种很自然的语言。翻译西塞罗不容易的。我翻译西塞罗是因为有一个罗马第二大学的教授跟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搞罗马法研究，后来那个教授想除了法律以外再搞一些法学理论，就找我翻译西塞罗，翻译了《论共和国》和《论法律》。我当时很高兴，一是因为我对西塞罗很感兴趣，二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对自己也是一种考验。

问：从翻译的角度，肯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都要好，你觉得同时中文也要很好吗？

王焕生：是的。现在有些翻译对中文不太注意，有些表达没加工。我们其实有吃亏的地方，就是中学毕业以后就去留学，这对汉语学习是有影响的。上中学的时候我看了不少小说，我们中学语文老师是一个高度近视，我是大高个坐在最后面，他看不见我，我就在桌子底下放本小说看，基本上我一个礼拜可以看一部小说。其实中学里我还挺喜欢语言，还有点基础，但是到了国外你汉语水平就提不高了。现在许多搞翻译的好像语言功底不够，有的语言基础不错，但是加工不够。就像我说的，我翻译完了打到电脑里，打印出来以后我再认真地看一遍，看了一遍以后再看一遍，这样出来的东西，一般就比较成熟。

问：你现在手头有些什么翻译计划？

王焕生：手头现在有好多哦，《荷马史诗》我现在给它重弄，修订一下，但是两部史诗你要重弄，修订是要费时间的。还有西塞罗的东西，还有普劳图斯的戏剧，有一家出版社让我再译。所以虽然我退休了，但是该做的事还是在做，没有退休的感觉。我今年75了，也干不了多少年了，因为明显记忆力慢慢在减退，得抓紧时间。

（本报综合《外滩画报》、《中国新闻周刊》、《北京青年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