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文革史教授马若德（麦克法夸尔）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1974)

Roderick MacFarquhar（1930年12月2日—)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1997)

2012年3月14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多次谈到了文革：“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甚至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那场持续十年的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它却一直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梦魇，文革已经“无形的潜入我们的血液。”

文革发生原因官方的态度来自于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指出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正如著名汉学家史华慈所说，文革是“毛泽东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毛主义从正面对党的上层、中层甚至基层都展开了攻击。”毛泽东亲自建立并壮大这个党，现在又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场“革命”将自己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在这一研究上，海外学者也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甚至有“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是文革学却在国外”的说法。在这些著作中，英国历史学家马若德即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1930年12月2日—)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 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国内外因素, 做了深入的研究, 在西方同行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共有三卷，第一卷完成于1973年，名字是《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第二卷完成于1982年，名字是《大跃进1958-1960》（The Great Leap Forward），这两卷先后翻译成中文，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者最后完成的第三卷《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1966》，可惜至今未能翻译成为中文。

这本书的目的正如作者在第一卷导言所说，是来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了将政权建设到1966年春天那个样子，付出过很大努力，而现在为什么下定决心摧毁它再加以重建？”简单说来，就是探索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有很多说法，大致有革命理想，权力斗争，或者二者均有等，这本书则属于第三者，它的主要观点则是： “正像人类社会中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争斗一样，文化大革命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所以此书，正是围绕着中共高层的原则分歧与权力斗争，从文革开始十年前追朔文革的起源。

一、原则分歧与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内容简介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如作者所言，并不是写一部1956-1965年的中国历史，而是“试图审视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这本书虽然名字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是作者却从文革开始十年前的1956年开始着笔，因为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并认为这两件事以及随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了这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

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共有四编，分别围绕着1956年“社会主义高潮”和苏共二十大、中共八大、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这几件事情。贯穿的主线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共党内其他高层领袖或明或暗的斗争。第一编时间是1956年上半年。1955年农业合作化急速发展，出现“社会主义高潮”，城市也出现合作化热潮，这是“毛个人的胜利”和毛反对者刘少奇等的失败。

因此毛泽东继续激进，提出了《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和“多快好省”的口号，开始了“第一次跃进”。在此背景下社会氛围逐渐宽松，开始“解冻”。但是紧接着苏共二十大给这平静的湖水丢了一块石头。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给毛泽东地位带来影响；而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政治、文化上提出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文化战线上的双百方针，这些都预示着一次新整风运动的到来。在经济上1956年初毛泽东与“计划制定者”产生了对立，在激进的《十二年纲要》问题上、轻重工业关系、沿海内地工业关系、工资问题、中央地方关系、经济发展和国防关系等发生分歧。

但是到1956年夏经济上急躁冒进引发的问题显露出来，周恩来等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十二年纲要》遭到废弃，这是“计划制定者的胜利”，是“毛以较快步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第二编论述围绕着中共八大的分歧与斗争。八大上的第一个焦点是由于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带来的毛泽东的地位问题。首先是八大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掉，这是“对毛泽东威信的真正打击”。接着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矛盾态度（可能更偏降低毛泽东地位），和邓小平对毛的捍卫，以及毛泽东自己的引退表示，带来了代表中对毛泽东地位的混乱。八大的第二个焦点是毛泽东政治自由化的主张，这一主张“明显地不受欢迎，增加了他地位不稳固的因素”，主要是是毛泽东提出的对共产党的监督与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认识上，毛、刘、邓等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八大的政治决议因此不满意。八大的第三个焦点是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经济问题。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沿海与内地工业关系、国防费用等问题上毛泽东与“计划制定者”又发生了争议，前者毛泽东失败了，后两者毛泽东“取得了胜利”。另外八大中央领导人的升降也反映出党内的斗争，如由于与毛泽东过去有“老交情”邓小平位置大大提升；而与刘少奇关系“密切”且支持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彭真遭受挫折；彭德怀、康生和张闻天则降级。

第三编关于整风运动前后的党内分歧，在整风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矛盾分歧逐渐扩大，这一部分也是本卷论述最精彩的部分。首先是东欧危机出现引起中共对党与群众关系的警觉，周恩来等访问苏联与东欧得到的印象更是促进整风运动的提前。整风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发表的两次讲话表达自己的意见，提出了关于区别两类不同矛盾的问题和鼓励非党人士批评党。但是这些意见遭到了党内的反对，陆定一等主张党内整风；而刘少奇更是“明显地抵制”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人民日报》为首的宣传机构和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双百方针明显是消极抵抗。这些都是党内分歧的表现，主要就是毛刘矛盾，二人的“根本区别”是刘少奇把问题主要归为国家经济落后的反映，主张通过改变“人与商品的关系”解决；毛泽东则认为问题在于“党和人民的关系”，关注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整风运动开始后，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刘少奇掌握的《人民日报》首先对整风态度很暧昧，以至于毛泽东谴责问《人民日报》是谁家的，彭真也对其继续抵制。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都不得不支持，整风运动于是在四月底迅速开展。但是之后的分歧继续，刘少奇控制下的《人民日报》也再次改变态度，“表面毛的某些同僚继续不赞同毛，甚至很愤怒”。此外反对者们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又通过提出“和风细雨”问题和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以及整风损害经济工作等“试图减缓整风的冲击力”。双方斗争非常尖锐，而政治局中双方力量对比则几乎是势均力敌，毛泽东地位很不稳固。

这种背景下由于整风运动中的越来越激进，引发了形势的逆转即反右运动。第四编则是关于反右运动，在这一编里作者颠覆了长期以来的很多观点。书里论述到，由于整风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现象，形势出现逆转，毛泽东不得不“被迫让步” 发动反右斗争，作者认为反右斗争是对毛泽东的“打击”，毛泽东的“引蛇出洞”言论只是为自己挽回面子。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又与“右派”保留着暧昧态度，这一态度又加重了反对者的“愤恨”。青岛会议上毛泽东的谈话继续激怒了反对者，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等进行回击，双方的分歧斗争继续白热化。就在此时，双方突然和解了，作者认为这是1956年的粮食危机，使双方认识到形式的严峻而和解了，并且把重点转向农村，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发言努力调和双方，标志着双方的和解，但这也是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大胆试验”“到此结束了”。本书最后的结语是毛刘在经济上的和解结盟，抛弃苏联模式，开始了通向大跃进的探索道路。

第一卷总而言之，就是毛泽东与反对者（多数情况以刘少奇为首，经济上是所谓的“计划制定者”，文化宣传上是陆定一的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等，还有北京市委等。）之间的几场“战斗”。经济阵线上，在合作化上毛泽东主张激进快速，胜利了；接着《十二年纲要》毛泽东继续主张激进，但是在“反冒进”下失败了；《论十大关系》关于经济的前五大关系双方展开争斗，八大上“打了个平手”。而在政治与文化上，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地位带来冲击，八大继续冲击了毛泽东地位；整风问题上毛泽东与党内反对者又发生了分歧斗争，反右运动宣告毛泽东的再次失败。总之这一年多来的曲折紧张历史，似乎党内分歧斗争不断，而且毛泽东似乎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在最后双方基于形势需要和解了。

第二卷紧接着第一卷，主要围绕着大跃进，但是大大减弱了高层权力斗争的成分。分为四编：“冲锋”，从莫斯科会议毛泽东的夸下海口开始，叙述了大跃进的发生和高潮；“退却”则是1958年底中央的警觉并开始调整政策；“冲突”主要是庐山会议，引发了再度跃进。最后“失败”从中苏分裂和大跃进终止两个方面叙述了大跃进最终的悲剧谢幕。但是这一卷中作者并没有像第一卷那样围绕着中共党内激烈的斗争，而是认为刘少奇在大跃进问题上“是毛亲密的支持者”，“党的高级干部和毛一样热衷于大幅度的跃进”。甚至在1962年大跃进在“一阵抱怨声”中结束时，毛泽东并没有和刘少奇等党内领导人“出现争执”.。但是内部分歧也仍旧存在，只是没有第一卷那么鲜明而已，并且最后埋下文革伏笔。首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诚如前述，在这段时间二人关系很协调，“在发展政策上毛刘联盟达到了高潮”，但是双方在思路上仍有明显地差异，而且这“很能解释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后分裂的原因”，即刘少奇抢到党的领导，认为“关键问题是对群众的能量加以驾驭和组织，党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而毛泽东则认为“大跃进的实质是解放群众的能量，而不是去组织群众的能量”，更强调群众的力量，这也是文革中他利用群众砸碎共产党组织的源头。但此时二者的分歧不仅没有扩大，甚至二者都还没有意识到。1959年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议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继承人，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是很信任的。

其次是毛泽东与大跃进的反对派，即第一卷所说的保守的“计划制定者”和财政部等官员之间的分歧。但是这次分歧双方都在尽量缩小，没有扩大，周恩来等对于自己的“反冒进”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竭力降低分歧的严重程度”。

最重要是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上书。这一事件在党内最主要的后果是林彪控制军队，林彪在军队逐渐崛起，得到毛泽东的宠信重用。军队逐渐成为毛泽东心中最可靠的支柱。但是这一举动对党内其他领导的分歧，特别是毛刘之间影响不大，因为彭德怀的挑战“也是对刘的一种威胁——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他的职位”，因此不仅在这一问题上毛刘没有发生分歧，反而更加团结了。

总之第二卷可以说是一部大跃进运动史，风格与第一卷相差甚远，党内分歧斗争不再是主线，仅仅是一些点缀。作者指出大跃进的两个结果就是中苏分裂和毛泽东走向幕后，而这恰恰是文革的源头：“毛泽东对他的同事为克服大跃进后的萧条而试图开辟自己的道路感到不快，他为自己的威望降低而恼怒。最重要的是，当中苏论战加剧时，他一直思虑着革命的变质问题，不断促使他直接或间接地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这些都导致了不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最后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第三卷的内容，可惜至今未能翻译过来。

二、“克里姆林学”——《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研究方法

这部书由于出版时间早，收时代史料限制，书中的很多观点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再次不再一一论述。但是这本书作为是西方文革史的代表作，具有一些鲜明的西方式中国现代史特色。在此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印象比较深刻。

首先史料运用上，麦氏大大扩展了史料来源。西方中国史研究最大的障碍可以说是获得史料，对于现代史甚至中国学者都无法获得相关史料。特别是本书第一卷正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写作的，原始资料很少。作者为此也是费尽心机，在第一卷写作中为此几乎环游美国所有重大东方研究机构，还前往台北和香港相关机构获取资料。书中史料有两大来源，一是所叙述年代公开发表的材料，像讲话、社论、报纸文章等等。特别是《人民日报》，作者对其利用非常充分，许多关键的立论都是从《人民日报》中得来，在第二卷序言中作者在写作中两个孩子一直在帮助自己，“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装订《人民日报》”。可见作者对这些报纸何等熟悉。另一类史料来源在书中则更关键，同时争议也更大。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但与作者写作的1956-1957年、1958年-1960年相关的资料，包括各种各样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小报和手册。这些小报手册中收录许多被批判领导人的言论讲话，许多都是第一次发表，这些资料因为不规范，许多中国学者对其往往嗤之以鼻，但是麦氏却尽最大可能利用它。特别是文革间的一些领导人物言论讲话汇编，全文刊载了大量从未发表的讲话言论，如著名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文革时期重要出版物。《毛泽东思想万岁》是文革初期大陆出版的大量非正式毛泽东言论文章汇编，统称为“万岁本”，其中最重要的是1967年的280页32开本、以及1969年的726页本，这些资料1973年由台北国际关系学院制成照片透印版发行。作者非常重视这些出版物，认为这是“真实可靠的”，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原始文件”，具有“突出的价值”。书中大量引用这些资料。为了区分不同版本，作者分别称呼为《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还有《毛泽东思想：未名文集》。这些资料因为种种原因在大陆学者中间一直得不到重视。对其研究介绍也不是很详尽。但是这些资料的确保留很多原始史料，很可能是通过内部成员获得的一些内部资料，而且当时因为崇拜毛泽东，一般也不会进行伪造。

但是这些资料存在很大的危险，如红卫兵墙报，它们出版目的是败坏这些“修正主义”领袖的名誉，而且很不规范，史料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作者对此也承认，“使用起来要特别小心”。但是仍在许多问题上过分、甚至全盘使用了这些资料。这些小报文革中为了制造刘少奇反党的形象，进行了大量诋毁。作者由于资料不足未能加以辨别。大量使用《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三反分子刘少奇罪恶史》、《两条路线斗争史》等等资料来说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对立，有扩大化的嫌疑。因此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错误：“新的资料表明, 至少到五十年代后半期, 中共领导核心之间, 政策基本一致, 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 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因应等对外问题上, 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

实际上作者自己对此也进行了修订。第二卷写作中，由于改革开放和平反工作开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料，这些资料“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使被文化大革命鼓吹者们歪曲了的记载还其本相”。尽管这些资料也有一些“神化的倾向”，但是明显比红卫兵小报可靠的多。这些资料的出版极大改变了作者的对党内分歧的印象，因此在第二卷中作者修正了第一卷中对分歧的过度强调，第二卷中很少看到关于毛刘分歧的论述，相反书中二者几乎一直是亲密无间的，甚至在八届七中全会刘少奇被确定为继承人后大篇幅介绍了刘少奇的崇高品质作风，而且也重新论述了刘毛关系，认为刘少奇对毛泽东一直是“从属关系”，“使毛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保证主席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刘把这视为自己的职责”。这些论述明显与第一卷中给人留下的刘毛尖锐对立，刘少奇多次挑战毛泽东甚至获得成功的印象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第一卷主要史料来源是文革出版物，而第二卷关于刘少奇则主要来自于《红旗飘飘》20辑、《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怀念刘少奇同志》等平反后的资料。这表现出史料的来源对论点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也反映出作者未能对这些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结果带来两卷中明显地方枘圆凿。当然这不能苛求作者，当时史料来源及其有限，特别是文革期间，作者在千里之外的美国，所能利用的资料只有极少数流出国外的文革出版物，大量使用这些不规范出版物，只是在史料缺乏下的下策。

另外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在许多事实及关系尚未被公开的情况下，他利用许多正式出版物中的细节来做缜密的推论，以期发现幕后的真相。这也是“文献不足征也”下的一种被迫之举。这被称为“克里姆林学”。“克里姆林学”是西方研究苏联的一种方法，因为苏联的闭塞，无法获取关于高层斗争的相关情报，不得不利用一些公开文献解读背后的隐情。当时由于中国的闭塞一度产生了“北京学”。作者认为，虽然关于1956-1957年官方公开文献很少，但是“只要对中国领导人传递信息的手法有所了解，我们时常还会从中得到更多内情”。这一信息传递方法，包括“字或词按某种特殊顺序排列，强调某一政策的某个方面而略去另一方面，援引历史上的事件来指当前的某一政治准则，发表精心选择的照片以显示政治上的位置”。实际上这些方法我们几乎都熟悉，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政治生活，如新闻联播中领导人的顺序、《人民日报》头版社论的内容等等，都暗示着一些背后的政治隐情。但是作者能运用到如此精妙的地步，不得不令人佩服。

例如在论述1957年中共党内关于整风发生的争论时，使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比2月毛泽东在国务会议的讲话，与陆定一纪念第一次整风运动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陆文不提非党人士参加整风，而仅仅号召党内再次整风，来说明二者的矛盾。再如照片解读：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的照片一些不合常规的细节，断定党内在整风问题上的分歧，如刘少奇、朱德等人未能出现在照片上，表明他们对整风的反对态度。再如对《人民日报》解读，本卷好几处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分析，特别是在整风和反右期间，根据社论的出现时间和文本对比分析《人民日报》的几次转向，对整风是先反对，再支持，再反对。如毛泽东在2月3月相继发表两次重要讲话，但是《人民日报》直到4月13日才发表第一篇社论。表明控制《人民日报》的刘少奇、陆定一对整风的消极抵制。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如词语顺序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提到“三害”的次序不同，表明他们的不同意见，作者甚至列了一个表，根据各省党报中三害的顺序判定他们是拥护还是反对整风。

类似的精彩地方很多，给人很大的启发，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对史料的敏感，对细节的敏锐，甚至一定意义上有些“走火入魔”了。（如根据政治局委员提到三害顺序来划分阵营，这完全有可能是口误或者印刷错误。）但是同样和上面一样，这是在史料极度缺乏下的下策。运用“克里姆林学”可以有很多重大发现，但是同样也很危险，作者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史料实在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了，因此作者在书中关键论点部分常常使用“似乎”“大胆推测”“如果说大致还准确的话”等等推测性词语，这也大大损害了书中观点的可信度。同样这不能苛责麦氏，史料不足的缘故。作者自身也进行了修改，第二卷描述性的章节比较多，深入分析的章节减少了，克里姆林学的研究路线明显动摇了。这一方面是第二卷译者的删节和技术处理远远胜于第一卷，一些可能关键的部分无法看到。另一方面也是史料增多，不需要克里姆林学分析了。当然作者自己史学观点变化也有可能，毕竟两书完成间隔了十年。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大胆的推测和敏锐的眼光仍值得我们学习。

除了“克里姆林学”的方法外，作者方法论上还有一个独特精妙的地方是定量分析政治派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历史学界，可以说是“计量革命”。所谓计量历史学，广义上就是“形容各类侧重于定量资料的量度和分析的历史著作”，以区别传统的定性历史学。但是一般意义的计量历史学主要是经济史方面，但是作者大胆将这一定量的方法运用到政治力量的分析上，在第一卷中有许多令人大为惊叹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毛泽东八大开幕式讲话鼓掌的定量分析，这个一定意义上也是“克里姆林学”的一个表现。作者根据《人民手册》关于毛泽东讲话的介绍，将鼓掌分为四类，根绝热烈程度分别是1、2、3、4分。然后再将讲话内容分为几个部分，列了一个表，即每个部分字数占全文的比例，鼓掌获得的分数，以及分数占总分数的比例。从这个表中作者发现，毛泽东论述“统一战线”即非党人士的监督时用了国内部分62%左右的篇幅，而鼓掌分数仅占总分数的11.1%。由此作者断定党员对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缺乏热情”，并由此埋下整风运动党内的分歧。再比如还是八大，作者居然根据八大会议上各中央委员会委员发言开头是否提到毛泽东分成两类，并比较两类人九大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头衔的比例。得出结论没有提到的那些人保留下来的比例低，说明毛泽东对开头是否提到自己很在意，因为此时是毛泽东地位的关键时期。类似的还有，如前面提过的根据发言“三害”的顺序划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负责人对整风的态度，并比较两派力量，毛泽东这一派微强，但地位很不稳固。

当然，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一方法是多么的新颖敏锐，但同样也是很危险，鼓掌次数、提到三害的顺序等都很偶然，这些比较随机非理性的东西运用这种技术定量的分析是否可取？西方学界也有很大的争议。因此作者在第二卷中同样几乎放弃这一方法，本来很可能成为经典分析的庐山会议、中苏分裂等重大事件，作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继续第一卷的方法。但是这种思路方式的确对我们启发很大。

本书的写法和方法论上还有很多独特的特点，既有那个时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共性，也有本书自己独特的地方。虽然很多情况下由于信息不足或者思维方式差异产生一些误解，分析有些不实或者不客观，但是其中一些思路、模式、方法、角度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有启发意义，特别是第一卷。

三、麦克法夸尔的探索：中苏关系与党内分歧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心是党内分歧和斗争，这一定意义上是七十年代美国中国史学界的共性，受文革宣传影响，过分强调党内分歧。这种方法被批评为“带有很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如果认真看完第一卷后，的确给人以这种宫廷斗争的印象，甚至很有中国古代君相斗争的感觉。

关于毛泽东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发动文革，西方史学界也进行了大讨论。如以Simon Leys为代表的认为文革就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而另一些观点，如莫里斯则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革命乌托邦主义，即大跃进失败后的“日益加深的悲观主义”产生了惧怕国家走向其反面即“资本主义复辟”。还有的是从毛泽东的心理与思维上研究，毛泽东朝代兴替的“历史意识”和开国君主的思想；或者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性格矛盾，对平等和秩序的不同诉求。麦氏则认为党内分歧与权力斗争原因均存在并相互交织。

但是麦氏的思想也有其发展变化，这本书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及最近出版的《Mao’s Last Revolution 》(2006) ，这几本跨度四十年几乎围绕着一个问题探索的书，思想脉络发展十分清晰。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在史料运用、史学方法等方面的变化外，主要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卷中也更加强调了苏联和美国的影响。实际上作者把党内领导人的关系放在了国际背景下，这从他以苏共二十大为起点就可以看出。第一卷的中苏关系和冷战的环境或许还只是点缀，到了第二卷就成为了主线之一。大跃进口号最早是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庐山会议因为有苏联的背景而变得复杂；最后大跃进失败重要部分就是中苏的分裂，并认为中苏分裂使毛泽东越来越思考革命变质的问题，并为此结束了自己的“二线”，再次走向前台，文革由此爆发。

实际上作者的思想还在继续变化，作者最新力作《Mao’s Last Revolution》，接着文革起源这三卷论述了文革十年的历史。在前言中作者重新梳理了文革产生的原因，和几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作者在这本书中开篇指出，“文革起源于文革开始十年前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理解”，特别是国际环境。作者认为，“毛泽东经常在开始讲话前先发表一下对世界革命的形势的看法，再提出相应的中国政策”，而“文革开始前这十年国际形势的中心则是中苏之间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战略上越来越明显的分歧”。接下来对文革起源的论述中几乎没有提到刘少奇等的分歧，而主要是从中苏关系角度看的，苏共二十大、莫斯科会议、以至最后中苏的分裂等等都对中国国内形势产生了影响并且最后导致了文革。

作者特别强调，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认识紧紧与国际形势相联系。他深信不疑“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因此对赫鲁晓夫的鞭尸感到非常害怕。而1964年勃列日涅夫政变和对贺龙的谈话又更加刺激了他。在这种害怕中，他的政策变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他还能容忍政治局的辩论和承认经济政策的失败”，但是很快就变了，他排挤那些稳健派，勒令周恩来自我批评“反冒进”；不久又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大跃进后又破坏恢复经济的努力重新开战阶级斗争……毛泽东不在容忍属下的一丝反对，属下对他没有了敬，只留下畏。麦氏精辟的总结说“对毛泽东来说对他个人的效忠胜过对他政策的效忠，成为毛泽东对属下的考验”。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对毛泽东来说，一个“忠诚的‘右派’”（周恩来）胜过一个质疑自己的“左派”（刘少奇），周恩来虽然政策上稳健保守，但是一直是毛泽东忠实的助手；刘少奇则是“接受毛泽东属下的地位，但是并不放弃批判的权力”，这一性格悲剧使他最终被毛泽东认为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而他退居二线后刘少奇邓小平的权力大增也给他带来太阿倒持的威胁，最终他发动文革，来打到这些“走资派”。

梳理完这篇导论的内容后我们会发现，麦氏思想继续发展，对党内的分歧重要性强调的更小，主要背景放在了中苏关系。正是中苏关系的变化和苏联政变的发生，使毛泽东产生了疑心，对同僚的态度也变化，最终走向彻底决裂。并不是像第一卷所说，刘少奇等党内反对派势力很大，毛泽东地位很不稳固，甚至经常被挑战和失败（第一卷中毛泽东的两次大胆尝试都失败了）。党内分歧如此严重尖锐。第二卷虽然已经减弱了党内分歧的严重性，仍认为刘少奇毛泽东的政策原则分歧埋下文革的伏笔。而到了这本《Mao’s Last Revolution》则认为刘少奇的结局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性格，自己质疑批判的性格在毛泽东正疑心极重的情况下引来了悲剧，这只是一个性格悲剧。关键的原因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的心理上，并不在党内存在多么严重的对立分歧。可见麦氏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

另一个对麦氏的误解是认为他只重视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决策的背景，忽视了平民百姓。这也是一种误解。麦氏的这几本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上层决策和关系，这并不代表他就不重视下层人民。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即使承认毛发动了“文革”并鼓动人民扩大事态，还是无法解释民众中间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农村革命斗争、知识分子改造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人民永远都在斗，并且可能在准备更多的斗。但是毛主席并没指示单个的中国人去做什么，个人身上的暴力需要一个解释。”

文革史研究一定意义上的确西方比我们先走了一步，《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本书作为西方文革史研究的经典和代表，从中可以一叶知秋，学习到西方文革史研究的一些方法与特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麦氏的著作能够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并且充分吸收，当然，也也热切希望第三卷能尽快完整地翻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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