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

　历史的回声

　　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建造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中国还有可能重新塑造这样的一个精神共同体吗？必须扣问历史。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

　　"草根"身份的沈志华的一些史学观点备受争议，但他冷战史方面的造诣却少有出其右者。面对来自"正规军"的责难，沈志华苦笑道："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那就是在摧残知识分子，就是一架行政机器。"

　　"我很少谈论公共话题的。"访问一开始，历史学家沈志华就给自己定了性。

　　"你看我这个经历，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什么怕，我现在事太多了。"

　　他借助苏联外交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出入很大，招来某些同行或者上面大人物的侧目自不用说，还有人在网上骂他"汉奸"。

　　"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们。"而对站在对立阵线的那些同行们，他则有特殊的心情："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社科院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但是时代不同了，现在也只有到处封你，不给你发文章。"

　　他其实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觉得这些人不愿意下这个工夫。我倒真的希望他来批判我，那样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学问了，不只是去喊口号。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你拿档案来跟我说。我只做事实的描述。"

　　他最近牵头大陆学者主编了一套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马上就要出了。第一卷，是他的老朋友杨奎松，第二卷是笔名，"好几个人不敢用真名。因为有些人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不是在大学，大学里面相对还是宽松一点，但是在国家机关的，像党史研究室、社科院的，就有些担心了。"

　　● 学历史，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

　　沈志华学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地从部队复员；明明是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6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就我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了。"我比较幸运，1968年2月就当兵了，是航空兵，修飞机。"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搞政治的时候，他去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但他的将军梦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一年以后，正好赶上1973年考试，原来都不考试的，1973年周恩来说要改革教育，说上大学不考试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门，在电力系统考生里门门第一，清华大学非我莫属啊。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就变了。不但没有录取，还批判我，说你为什么考这么好，这里有问题。说明你不安心当工人，不安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非要往臭知识分子那圈子里面钻，走白专道路。

　　"给我气的，真是气疯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一把火就把数理化的书全烧了，不学了，学这个玩意没有用，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产主义到底怎么回事，想自己来研究。"

　　他从读马列著作开始，因为想看看老祖宗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因为你要读这些书，是需要了解历史的，特别是马克思的书。"历史可以作为工具，帮助他理解马列原著。"1975年的时候，可能是中央军委下了指示，让军队学现代知识，所以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丘吉尔24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那好像开了一扇天窗。"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这历史怎么跟我原来学的都不一样啊。"这疑问越来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是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能买很多那方面的书。"和很多同时代过来人的记忆一样，这些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著作都成了思想启蒙的火种。

　　到了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为什么共产党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他的结论是，中国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达到那个条件。"当时在社会上传得非常厉害，几个杂志上转载。"这直接影响到他当年考取社科院研究生，他的通知书生生给扣下了。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请他出面。"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讲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我是挺不错的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 监狱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社科院的3年，沈志华学得很刻苦，发表了8篇论文，俨然一个青年明星学者了。但是，毕业临答辩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一场劫难降临了。"夜里10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还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事情的起因，今天显得十足荒唐。"有一段中美关系紧张，这期间美国在纽约飞机场抓了一个中国人，说他盗窃美国经济情报。而我们这边在北京抓了一个美国间谍，然后又抓了他周围一批认识的人，我就在里面，罪证是我曾向他提供过国家机密--给他看过几份社科院办的内部杂志。这也算得上国家机密？这个东西图书馆都有啊。"

　　关押受审的时候，单间囚室隔壁就住着蒯大富，"文革"时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头头，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两个人还时不时地对着墙壁敲击做暗号，因为闷。"当时能见个活人，就觉得亲。"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本来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取保候审什么的，但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一个不许出来，上面下的指示，谁都不敢违抗。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那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被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那会儿睡觉，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你总不能脸朝脸吧。"

　　后来条件好了，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划痕，我这个还是看《列宁传》看的，列宁被关押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人家盛传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给大家讲世界史。"那帮人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里，自然是鱼龙混杂。"那个时候小偷流氓认识一堆，跟我都不错，大家觉得我挺仗义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特别受人欺负，监狱里头都是那样，他就欺负新来的。我那个世界史班一开，气氛大不一样，整个二监狱的桥牌全是我教出来的，包括那个监狱干部。大家还是尊重读书人的，后来真的不错，有人给你倒洗澡水，叫沈老师什么的。有人这么叫，因为我给他们上课。"

　　"监狱生活对于我来讲，他们都说是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监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关于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1987年，华夏出版社出的，用的化名志华，不敢写姓，因为害怕被追查。

　● 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熬过了两年的监狱生活，1984年5月，沈志华出狱。"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所以为什么本来一件小事，比如说小偷小摸进了监狱，出来以后，就陷得越来越深，一个是跟这些人聚到一起了，犯罪团伙，再一个就是社会本身不给他出路。"

　　他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那就简直无法生活了。"那会儿改革开放，北京还没有搞得特别好，但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那会儿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

　　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就想到了南下。"那会儿广州走得比较前。1985年春节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会儿英雄不问出路啊，都是外地来的，谁知道谁？不像北京，都有单位，这么着我就去了深圳。"

　　开始时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进出口贸易，他差点进了《南风窗》杂志。"1986年，我这个案子有了转机，当时法院都知道的，我这是典型的冤案。但岂料风向突变，又赶上了"反自由化"，不仅案子没有平反，还被说成"自由化"，《南风窗》的事儿也就黄了。"

　　后来，研究生时的同学做了华夏出版社的总编，找他去给他们出的"20世纪文库"审稿。"其实我是很想返回学术圈子的，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于是他放弃了南方每月700的工资，回到北京，看稿子，每个月130块钱。

　　这一年连轴下来，审了60多本书，近2000万字。"到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另外，我感觉当时那个政治气氛就很不对劲了。我那时候已经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了，而且我发现，不依靠体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学问。"

　　"我想不行我还是再回去挣钱吧，种种因素，当时北京这个环境，我觉得很不适合，所以我就回广州了。"

　　这就开始了他的黄金生意。

　　黄金是受严格管制的，但他靠着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飞到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四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的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后来，海南省银行的人、黄金处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给我们省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 退出生意圈，回归学术圈

　　他赚了不少钱。"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我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里出不来了。"

　　也真如他所说，他的好运气从40岁开始了。"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

　　开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内容编辑、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了钱，上了新闻联播。又一招，我通过一个朋友利用他爸爸的车，拉了一车书进了中南海，给当时的领导每人送了一套。"

　　他的书，很适合作为体面的礼品，也正切中那几年里许多人的关切：如何从历史中寻找治理国家的启示。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彻底退出了生意圈。"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这是1993年开始的。"

　　从回归学术圈到正式为学术同行所承认，进入"体制"，当大学教授，沈志华用了10年。这应了他社科院导师的一句话，"以你的天分，加上现在的用功，10年内肯定成有名的学者。"当时，他面临一个选择，有人提携他入仕途，做某位部长的秘书。是老师这句激励的话，促使他坚定了自己的学问之路。

　　淘苏联档案的事，是他尤为得意的一笔。

　　苏联解体，一大批档案得以公开，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概1994年，在一个会上我提出要去搞档案。我说现在我们是跟国外学者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也是刚看了这些东西的，我们搞苏联史的真是得天独厚。"

　　他必须有一个官方的身份。"没个正式单位，也没有档案，谁给你证实，你怎么出国？"他去找了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双方很快就谈好了，社科院出名义，沈志华出钱、发文，搞一个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然后他挑了几个俄文好的就去了。

　　到了俄罗斯，搞档案也有问题。"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俄国的官僚体制下的那种不讲效率，再加上苏联解体以后那种涣散。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第二个问题是特别贵，一页一个美金，这是国家档案馆，你要是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2.8美金。我说这么着咱怎么干活啊？"

　"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儿，咱们雇人干，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买了几本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朋友、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那笔钱当时不小，大家很高兴。这个程序又省钱、又省时间，他们也高兴，那会儿几百美金也不得了。"

　　再就是去美国印档案。因为美国人赶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现在，这批花费上百万巨款的苏联档案差不多已经整理出来了，还在陆续翻译中。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我敢说，我北京大兴的家里藏的档案比图书馆都多。"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就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

　吴虹飞：很多人都在忧虑传统的断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志华：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现在人们了解的过去，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很多都是失实的、扭曲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嘛，所以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是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自己会去思考，你何必非说你自己的观点呢，政治结论啊或者一些别的什么。

　　吴虹飞：有人说你讲课像说评书。

　　沈志华：历史过程是一个一个链条连接起来的，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故事从来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没有新的文献，就说不清这回事。有人说沈老师你讲课像说评书一样，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仔细听你就知道了。说评书那故事肯定是圆满的，一环扣一环，一节扣一节，我讲历史，这个现在只能存疑，为什么？因为没有进一步能够证明这个的材料。

　　吴虹飞：学术上您一直都是单干，很晚才进入大学体制，您对这个环境的感受如何？

　　沈志华：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那就是在摧残知识分子，就是一架行政机器。稍微意志不坚定一点，或者说自己内心追求不是很强烈的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机器当中，然后跟着运转，把你的精力、时间完全耗费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搞历史学的人谁不知道得看材料，谁不知道写东西得有真凭实据，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言必有据嘛，你不能拍拍脑袋想想就说。但是他没那个时间，上面要求你一年要发几篇文章，工资又低，你只好去创收，就搞一些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现在教育部所有的钱都抓在手里面，然后来规定你们搞什么。大家都在争一个项目，就是为了申请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统计啊、评比啊、评估啊。久而久之，真的没有人做学问了，把学生也都带坏了，这种状态快10年了。

　　

　　问及性格和命运，沈志华笑道："这些年坎坷，虽然是命运使然，但是走哪一步，我都觉得走得比较踏实。就算你把我推到监狱里，我也想做自己能做的事，我觉得我那两年没白过。你就是让我当一个普通的工人，我靠自学也学了很多，不是一般的工人能得到的东西，但是我得到了。"

　　"我老觉得，人不能向命运低头。"他补充道。

(本文由程东金协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