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位饱受非议的藏书家周越然

陈玉堂编，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则定为一九四六年，《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宋路霞著，华东师大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因之，并咏诗曰：“藏书曾记言言斋，厄运来时战火埋。文字飘零谁为拾？一编聊以见庄谐。”除惋惜言言斋藏书遭“一·二八”之役焚毁，复叹惜其遗文飘零，寄托了一腔哀思。其实周越然并没有去世。只是因为沦陷时期，他曾出席日伪拼凑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深自忏悔；抗战胜利后再不著文撰稿，只愿深埋于古纸堆中，聊以“喘息”余生。〔据柯灵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致傅葆石函，谈到孤岛时期上海的文化人，说：“上海沦陷期间，有个以周佛海为后台的文人小集团，在一次宴席中，有人对周佛海吹吹捧捧，肉麻当有趣。周越然却说：‘说到民族气节，我感到很惭愧。’在这样的场合，敢于说这样的话，不但说明了他的坦率，也需要一定的道德勇气，不能不使人对他另眼相看。”（《收获》一九九二年五月号第八十一页）所以周越然在抗日胜利之后的退出学界，自匿于古纸丛中，深自忏悔，实属必然。〕直到上海解放以后，他才重作冯妇，在上海水产学院执教英语。但未几，因俄语风行，学校不再开英文课而辍教，到图书馆工作，直到一九五五年辞归，时年七十。一九六二年病逝。

图：周越然著《性知性识》书影

然而这样一位藏书家，因何横遭非议？是由于他政治上的原因吗？并非，倒确实是因为他的藏书。细绎周一生的藏书，有许多地方与传统相违。他的藏书理念，由于得时代风气之先，而与传统观念多所抵牾。譬如关于版本，传统藏家讲究宋椠元刊，周固然也重视，但并不唯宋元是尊，即使是宣统刊本，只要所刻精良，亦列入善本，一反陈见。而这，还不过是抵牾中的小焉者。

最不能为传统藏家以至学界所容忍的，是他致力于搜罗庋藏涉及性学的词曲小说，如《金瓶梅》版本多达十数种，以及一再被禁、存世极稀的《痴婆子传》、《灯草和尚》、《空空幻》、《浪史》以至明刻残本《素娥篇》、《昭阳趣史》之类。而且不仅收藏中国的，还竭力搜求外国的。收藏西书，于传统的藏书家而言，多不涉及；在现代藏书家中，据我所知，也只有西谛和宋春舫的“褐木庐”。但宋藏以西欧戏剧为主，而言言斋则侧重于性学著作，尤其是十八九世纪欧洲的性书和以性描写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不仅如此，他除了搜求庋藏，还常常选择某些饶有趣味的著作，形诸笔墨，或介绍，或译述，公诸报端。这在三十年代自然引起非议，抨击者有之，詈骂者有之。因为性这一敏感的问题，向来是既受关注却又始终讳避的“禁区”，而周越然大量地译介，而且撰写了一部《性知性识》，这在当时势必遭到讽嘲讥刺。周越然曾经感慨于自己的横遭抨击，说：“北平某报讥余专藏淫书，南京某报骂余专译淫书，其实，余所藏所译皆名著也。”（《两大家之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晶报》）

言言斋主周越然手迹

其实，这些被指责为“淫书”的书，得从什么视角看待。周所译介的如卡萨诺瓦（Casanova，一七二五——一七九八）、沙德（Sade，一七四○——一七九○）、萨克尔·马索（Masoch，一八三六——一八九五），在欧洲性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沙德的著作被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评为“十八世纪的性变态百科全书”，马索则被奥地利性学先驱拉夫特·埃宾作为性变态的代名词，并从而创造了性受虐癖（Masochism）一词。至于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更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我国的《金瓶梅》也同样如此，其意义和价值绝不限于性学，更不能简单地以“淫书”论之。即使是猥亵之作，如《绣榻野史》、《姑妄言》以及西欧的《银梨花下》、《全夜在后宫中》之类，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西欧性文化史以至于社会史、民俗史、婚姻史、医学史、性学史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乃至是重要史料。

锐意穷搜性学著作及其相关的词曲小说，而且中西并蓄，固然是言言斋藏书的一大特色，实际上言言斋并不囿于此，他的广博向为识者所敬佩。只因周越然搜求图籍大多出于兴趣，不像郑振铎、吴梅、马廉等人侧重学术，故常“取人所不取，或人所不知而他认为有价值的奇书僻书”。（鲲西：《足以永日的〈乱花漫拈〉》，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文汇读书周报》）例如宋抄本《愧郯录》、万历仙源余成章刻本《牛郎织女传》、明清江堂刊本《唐书志传》、华琴珊誊真稿本《续镜花缘》等，不论从版本源流还是学术角度论，都非一般。再如所藏戏曲，如明嘉靖刻本《宝剑记》、明刻本《盛世新声》、明富春堂刻本《双忠记》、《跃鲤记》、《白兔记》，抄本《诚斋乐府三种》、清内府旧抄剧本六种，王国维的旧藏《金锁记》、《上林春》、《翡翠园》、《十义记》、《金貂记》以及十二种版本的《西厢记》、八种版本的《琵琶记》以至于英、法译本等，难怪戏曲藏家吴晓铃见言言斋所藏戏曲草目后赞叹道：虽草目“不足概其全部珍庋，然即目中所载已泰半不见前人著录，其见诸征引者，传本亦极罕觏，诚可贵也”（《吴兴周氏言言斋善本戏曲叙录》，《国文周刊》第十九、二十期，一九四三年）至于西书，涉及益广。单就周在书话中提及的而论，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贺拉斯，波斯大诗人萨迪以迄于当代英国的威尔斯，面广量大，而且无一不是名家名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提及的某些诗人、名家，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为读书界感到陌生，如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这位哀歌体抒情诗的奠基者，至今未见其译品。又如北欧古歌Hovamol，北京、上海的大图书馆都未见收藏。再如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费尔南·卡瓦列罗（一七九六——一八七七），在我国读书界，怕也知者寥寥。

右图：周越然著《版本与书籍》书影

言言斋的藏书，除了广涉西书、有所侧重（性学）、不囿于一、惟善惟罕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关怀当代。例如清末民初的小说，尤其是译本小说，除阿英等极少数人因从事近代文学的研究而加关注外，一般藏家皆以草芥视之。但周越然先后列出五十种不见于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的稀见小说，以及四十种译本小说。其中有我国最早出版的“科学小说”《梦游天》（不著撰人，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上海科学仪器馆印行），署名孤桐撰的《绿波传》（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筠娘遗恨记》（民国四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和记铅字本），光绪二十五年素隐书屋托昌言报馆代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署晓斋主人口述，冷红生笔记）和陈冷血、包天笑译述的《冷笑丛谈》（清宣统二年群学社发行）等。这些著译，虽不都是名人笔墨，然均为市上稀见，而于研究近代通俗文学，却是极为重要的资料。这种注目于当代，在言言斋，还不仅仅着眼国内，也延展于域外。他的介绍威尔斯（Wells，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即是一例。威尔斯是二十世纪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揭露现代生活矛盾冲突的大小说家，从处女作《时间机器》（一八九五）起，以迄于周越然执笔为其书话时的三十年代的《将来事物的形式》（一九三三），著作甚丰。然而在当年即见于言言斋的笔下，由此可见这位大藏书家是如何地敏感和关注当代了。

周越然著《言言斋古籍丛谈》

遗憾的是：言言斋这些新的藏书理念不为当时理解，以至备受抨击，饱受讥讽；再加上沦陷时期在民族气节上周的自感惭愧，致使他在抗日胜利之后，退出学界，销声匿迹，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于是也就渐渐地为人淡忘了。

然而记起他的人总是有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不知什么原因，周越然生前的《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一再为学界注目，加以重编，先后出版了《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言言斋书话》（徐雁编，陕西师大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周越然书话》（陈子善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随之，读者们自然地关注起这位藏书家的藏书以及他的遗文：那些别具一格的丰富的藏书如今如何了？星散了，还是依旧完好地保存着？还有那些散见于《晶报》等报刊上的短文又怎样了，是否如周退密所吟“文字飘零谁为拾”？

关于前者，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浙江日报》副刊发表了周越然之孙周炳桐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一·二八’事变后，祖父将家迁到上海租界内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由于他爱书如命，当然又继续买书，藏书又渐渐多起来，其中有不少是中外文珍本。上海解放后，一九五七年，祖父已年逾古稀，主动将他所珍藏的中文古籍珍本数百种通过当时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另外还有一卡车（不知有多少本）外文书捐献给复旦大学。至于其他一般藏书，一直保存在陕西北路寓中。直到祖父去世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的人都十分担心这些‘四旧’书继续留在家中会增添麻烦，嘱我全部上交当地派出所，而派出所指令我立即送往废品收购站。这就是祖父自己也料想不到的第四次‘亡书’。”（《对〈言言斋书谈〉的几点补正》）

周越然著《言言斋西书丛谈》

关于后者，言言斋主的嗣孙周炳辉于近年从各报刊上搜寻，先后辑就出版了三本：《言言斋古籍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一年二月）、《言言斋西书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三年三月）、《言言斋性学札记》（广西师大出版社，二○○四年十二月）。特别是《性学札记》，据编者说，乃是当年《性知性识》一书的增扩，所收短文超过原书一倍以上。而且编者仍在继续搜求佚文，不久，可望编成《言言斋佚文汇辑》（暂名）。如此，我想，于泉下的周越然当是慰藉；而于读者，也就毋需有“文字飘零谁为拾”之叹了。

二○○五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