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敬回忆与丹尼尔·艾伦老师相处的日子

杨仁敬回忆与丹尼尔·艾伦老师相处的日子

2005-02-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仁敬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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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的课，不一定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你有不同的看法，只要能自圆其说，我是会支持的。有什么问题，可随时约见我。我很乐意会见你。”

　　丹尼尔·艾伦教授一席话，把我的疑虑一扫而光了。

　　他是哈佛大学英文系的一位终身教授，又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他治学严谨，博学多才，论著甚丰，擅长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文学。1980年8月，我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选择他和比较文学系的哈里·列文教授作为我的导师。他们二位愉快地答应了。

　　初次跨入哈佛这名牌大学的校门，感到一切都很新鲜有趣。如何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成了眼前的大事。艾伦教授及时的提醒是必要的。他的热情关怀使我感到好像在家里一样。

　　哈佛大学有4个系与英美文学有关。它们是英文系、比较文学系、历史与文学系和美国文化系。我的两位导师在前两个系，我主要听他们博士生的课，后两个系也各选一门课，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按照惯例，我选了艾伦教授给博士生开的《美国文学史》，他给了我一份授课日程表、教学大纲和参考书目。本科生的每门课也都这样做。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可及早做好准备。艾伦老师开的书单包括必读书目和推荐书目两大类。推荐书目是为了因材施教，让较好的研究生多读一点。我拿了书单，到哈佛最大的怀登纳图书馆订个座位，从两类书中挑一些书放在我的座位的书桌上。课余就到那里看书。哈佛共有50多个图书馆。每人凭IC卡，各个馆都可以去。有个希尔斯图书馆，离我的住处仅百步之遥，开放时间很长，所以，我晚上经常泡在那里，读读写写，格外自在。

　　一天下午，英文系女秘书对我说，艾伦教授将他办公室的钥匙寄在她处。他交代：如果我想看书，随时可拿着钥匙开门进去，不管他在不在。我太高兴了，艾伦老师想得太周到了。我急忙上了二楼开门进了他的办公室。原来他办公桌对面有个小书房，里面摆满了美国文学的专著。这些在大图书馆是不易借到的，有时预约要等两三天。我查阅了桌上的卡片匣，了解了藏书的分类。后来就经常光顾了。究竟去了多少次，恐怕也记不住了。

　　艾伦教授给博士生上课时是启发式的，每次先来个开场白，简要介绍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然后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每个博士生事先都写了发言提纲，所以讨论总是很热烈。艾伦老师鼓励大家大胆提问，敢于争辩。如果有人对他的看法提出质疑，他总是耐心地申辩。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我也积极参加辩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艾伦老师多次给予鼓励。

　　感恩节快到了，我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卡洛斯·贝克教授，特地去向艾伦教授请假。他笑着说：“你的决定很好。做学问要善于向别人学习。你可以向我学习，同时也向其他学者学习，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特色。我非常支持你。祝你胜利归来！”艾伦老师的几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感到他胸怀开阔，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他第一次见面时曾嘱咐我，除了听课以外，一定要搞点研究，博士后重点在于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准。普林斯顿之行就是为海明威研究创造条件。

　　英文系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重要支柱，拥有众多名牌教授。系办公室在校俱乐部前面一栋两层小楼里。一天上午，小楼门口人声鼎沸，聚集了一群人。我上前一看，大家正说说笑笑，议论艾伦教授和他的自行车。原来几天前，他从北京访问归来，带回一部亮闪闪的凤凰牌自行车。（托运费约等于一张机票）当天一大早，他把开了几十年的小汽车扔在家里，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到系里上课。系主任帕金斯教授、贝特教授、凯利教授等人纷纷赞扬艾伦老师的明智选择。的确，骑自行车不仅节省汽油，减少污染，而且有益于锻炼身体。不过，美国人习惯于以车代步，一家有两三辆车也是常事。但许多老城市如波士顿，马路上没有慢车道，骑自行车只能走人行道，不免多了几分惊险。我从心里敬佩年已花甲的艾伦老师，竟有如此惊人的毅力和勇气。

　　临近寒假时，我又去见了艾伦老师，请教他如何看待文论。他给我看了一枚北京友人送他的印章，笑着说，中国人把姓名都艺术化了。一枚印章就是一件艺术品。北京到处是艺术的宝藏。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太令人神往了。接着，他先叫我说说自己的看法，然后坦率地答道：美国文论或文学批评，流派繁多，莫衷一是，但都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作为一个美国文学的教师，首先要全面了解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原型批评、历史文化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等流派的产生、影响和主张，并给学生一个公正的评介。但进行文学评论时，教师要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立场和方法，才有可能形成独特的见解。科学研究贵在创新。

　　艾伦教授是历史文化批评派的主将之一。他认为文学鉴赏离不开历史、时代和社会。纯粹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他告诉我：他到北京某大学旁听过一堂美国文学课。老师就小说论小说，分析句法，解释新词，结果学生不明白小说说明了什么？他觉得这种方法不妥，要想办法纠正过来。说罢，他从书柜里取出两本书赠我：一本是他与别人合编的《美国简史》。他在扉页上题了字：“希望此书能帮助你的学生理解美国文学。”另一本是他很有影响的专著《左翼作家》（1961）。它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左翼作家及其作品被《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为“对两次大战之间美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流贡献。”艾伦教授不仅关心我，而且关注我的学生，实在令人感激。

　　光阴荏苒，转眼又是第二学期的尾声。在离开哈佛之前，我又去拜访艾伦老师，向他汇报学习成果。不等我开口，他就主动问我：“快分别了，在哈佛一年有什么新收获吗？”我认真地答道：“有。写了一本英文教材《美国现代小说导论》，准备带回去给硕士生用，在国内发表3篇论文，还意外地发现海明威访问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我刚说完，艾伦老师就高兴地接着说：“太好了！海明威访问过中国，我怎么不知道？目前这方面了解的人很少，值得搞下去。这是件挺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话音未落，艾伦老师就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在哈佛一年的学习和研究表示满意。这成了我们师徒分别时他对我的祝福。

　　告别艾伦老师后，我心里一直很激动，久久难以平静。艾伦教授是个赫赫有名的大教授，居然在弟子面前承认自己不知道海明威访问过中国。这种谦逊踏实的作风多么难能可贵！30年代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哲学家桑塔亚纳曾说过：“人类惟一的真正尊严，也许就是有本领说自己不行。”艾伦老师用他自己朴实的言行，给我上了生动的最后一课。

http://www.gmw.cn/content/2005-02/12/content_1782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