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作家沈宁的小说《刀口上的家族》，写的是他的外公，“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一家在风云波谲的20世纪的家族经历，作者的母亲和外婆也是书中的重要角色。而我看完这本书，久久回味的倒是其中着墨不多的一个人物——作者的父亲沈苏儒，也许因为我与这位翻译家有过那么一面之缘吧。
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沈苏儒1949年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那次选择。
作者的母亲陶琴薰与沈苏儒相识于抗战时的重庆，同为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身为蒋介石侍卫室将官之女的陶小姐，深深地被这个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才华横溢的男生所吸引。他不仅有美国电影明星那样英俊潇洒的外表，而且颇有组织能力，歌也唱得好，更重要的是，他很独立自强。他的学业得到过堂兄沈钧儒的资助，但从大学起，就靠帮人做文书，勤工俭学。这一对年轻人相恋、结合了。沈苏儒毕业后，先美国新闻处当翻译，又到《新闻报》当新闻记者，参加过抗战胜利前后一些重大新闻的采访、报道。
1949年5月，蒋家王朝大势已去，陶希圣要跟着蒋介石去台湾，希望女儿、女婿随他一起走。但沈苏儒决定留在大陆。他说：“我在政治上一直中立，从没参加过任何政党……我崇尚自由主义，不支持国民党政权，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此前不久，他与岳父在中山陵散步时有过一场对话。那时，陶希圣对时局也是毫无信心。沈苏儒问他：南京守不住怎么办？他说，只有退守台湾。又问，如果台湾守不住，怎么办？他苦笑着背出孔子一句话：乘桴浮于海。沈苏儒听了，很受震动，说：他是国民党要员，尚不知前途如何，准备浮于海。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跟着到台湾做什么？
陶希圣对女婿和女儿拒绝一同前往台湾，深感失望。陶琴薰是陶希圣唯一的爱女，他的理想，是把女儿培养成谢冰心那样的女教授、名作家。陶琴薰对父亲感情也很深，从小跟着他走南闯北，吃了不少苦。但刚刚结婚三年的陶琴薰，对自己的丈夫坚信不疑，是去是留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她曾明确表示：沈留下，则留下；沈若走，跟着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陶希圣随蒋介石出走台湾，乘太康舰到了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心中仍对女儿改变主意抱有一丝幻想。他出人意料地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薰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吴淞口会合，试图再一次说服他们。多年以后，他们的长子沈宁回忆起这一幕：
“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地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沈苏儒决定留下，固然有要照顾年迈父母的现实考虑，但对国民党的失望，对一个新生政权的向往，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解放后，沈苏儒先后在上海英文新闻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当编辑，是我国资深的外语专家和翻译家。他的堂兄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为革命立过功”，先后任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副省长等职，是湖北省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然而，由于陶希圣的关系，沈苏儒夫妇仍免不了背上不被信任的十字架。1957年，陶琴薰被打成“右派”；历次运动，夫妇俩走过了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孩子们也受到牵连，入队、入团，上大学都困难重重。陶琴薰在“文革”中患了严重的风湿病，下乡时得不到必要的医治，年仅57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新时期，沈苏儒的外文专长才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发挥。他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副总编辑，更因其在翻译和对外传播上的贡献，被誉为“对外传播学的开拓者之一”，还担任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
我与他们的长子沈宁早就相识。沈宁当过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教官，一直笔耕不辍，创作甚丰。我为他的书联系过出版，写过书评。沈宁曾告我他父亲的电话地址，有些书刊资料等，他父亲家是中转站。我也曾多次想去拜望这位令人尊重的老专家、老前辈。但由于自己的疏懒，一直没有成行。
一次在单位开会，听到宋庆龄研究、翻译专家沈苏儒病重的消息。沈先生是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而我供职于该基金会下属的出版社。我给沈宁发E-mail，说想去看望老先生，又恐过于打扰。过了不久沈宁来京，约我在后海孔乙己酒店聊天。他说，这次是专程回来探父病的，老父就住附近的积水潭医院。我问他父亲是什么病，他说，贫血症。但据我所知，远不是贫血这么简单，好像是晚期癌症。但病家不言明，自有其不便之处，我也不便多问。我提出就近去探望他父亲，沈宁答应了，把我引到积水潭医院一间干部病房。看上去沈老先生已是久病之人，黑瘦的脸庞，十分干枯、憔悴了，当年那个“格里高利·派克”般的英俊青年已难觅踪影，但神态间，仍保持着一股知识分子的体面与尊严。我向他问候，祝他保重身体，他听说我是宋庆龄基金会所属出版社的编辑，还让我代向会中领导问好。就这样简单地寒暄几句，我就退出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探望，已不可能再有机会和他聊天，向他请教了。
后来，为《第三帝国的兴亡》译作权侵权一事，我帮助董乐山先生的家属维权。沈苏儒是合作译者之一，我与沈宁联系，问询他们的态度。沈宁说，一切听董夫人安排，父亲已经没精力再过问这些事了。
沈先生是何时故去，我并不清楚。最近看完《刀尖上的家族》，我上网查询，才知道沈苏儒已于2009年6月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上个月，外文局和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还举办过“沈苏儒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座谈会”。
正是在这时，我读到沈先生的一篇遗作《纪念我的舅父褚祖同——兼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文章写了一位终生“穷困潦倒”却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爱国传统”的可敬老人。沈先生写道：“这两千几百年历史中，‘士’或‘读书人’这个群体始终自觉地担负起这样两个使命：一是维护、传承和加强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包括社会伦理道德；二是在治理国家的事务中发挥作用，包括立法、国防、经济、教育、水利等等。在历史长河中，‘士’或‘读书人’这个群体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总的来说，这个群体所信奉的核心价值就是爱国。虽然，‘国家’这个概念，封建时代与现代是不同的，但其核心是一致的，即：民族的认同感和祖国的归属感。这也就是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至今仍能激发起我们爱国热情的根源。”
我觉得，沈先生写于晚年的这篇文章，正是他的夫子自况。他当年留在中国大陆参加建设的选择，他穷其一生为繁荣祖国的新闻、翻译事业而奋斗，不都是源于这种爱国传统吗？
（今年3月底与沈宁一起探望沈苏儒先生，在积水潭医院后花园里。此为沈先生去世前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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