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布鲁姆　作为精湛的读者

　　作为一位深切了解读者真正的需要，强调“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身心来读”的批评家，布鲁姆难以忍受当今各种流行的批评时尚，尤其是学院的批评时尚。他把约翰逊博士的告诫“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改为“消除你头脑里的学院虚伪套话”。在他看来：“当今，很多长篇小说都因其社会用途而受到过分赞誉，一些只应称为超市小说的东西，被大学当成正典来研究。”　　　　

　　　　　　　　　　　　　              精湛的读者

　　哈罗德.布鲁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的资格他又都具备。他是专业批评家，但他几乎从不在书里加注或卖弄学问；他终生在学院教书，而且是名校，但他没有任何学院味，事实上对学院各种潮流非常不屑，总要在这里那里批评它们几句；他是高深而博学的批评家，可以用五百页巨著写二十六位作家（《西方正典》），更可以用七八百页巨著写一位作家（《莎士比亚：人的发明》）；他又是一位可以大众化的作家，不仅有好几本著作是通畅书，而且有些（例如本书）就是面向大众的；他写古典作家，写现代作家，写当代作家。在这一切之上，他还是一位大作家式的批评家，写起批评来可以看似不着边际、权威武断、省略跳跃、大肆铺排甚至戏剧性地夸张。总之他讲他的，他不理会你—但实际上有眼界的读者都能看出，他才是一位大修养的读者，他的自说自话正是对读者的真正尊重。而这尊重，又反过来成为读者对他的敬爱，成为他吸引读者的个人魅力。至少就我自己而言，他是少数几位我对其推荐的作家不敢掉以轻心的批评家之一。

　　这位精湛的读者，在谈到为什么读书时，直指读者的核心，因为那也正是他自己的核心：孤独和自我。阅读即是消减孤独和增强自我。阅读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完善邻居或街坊。虽然大家都怀着良好愿望，以为阅读有助于服务社群，但布鲁姆在这方面很实际，认为拯救自己最重要：“除非你变成你自己，否则你又怎会有益于别人呢？”

　　作为著名的批评家的布鲁姆，其魅力主要源自作为精湛的读者的布鲁姆。他的不少隽语妙言，都源自这位读者。当他说“文学传统选择真正的作家，甚于真正的作家选择文学传统”时，他不是在写格言，而是在归纳他数十年来的阅读经验。当他谈到阅读的本质时，他偶尔流露于笔端的关于人生的感受，常常是惊人的。“我们读书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认识的人不够多，而是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减或消失，容易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善于阅读是否有助于我们学习如何像塞万提斯模式中的人物那样互相倾听？我斗胆说，要做到像我们倾听一本好书那样倾听别人说话，是不可能的。抒情诗在最强有力的时候，教我们如何跟自己说话，而不是跟别人说话”；“为什么读？因为你仅能够亲密地认识非常少的几个人，也许你从未认识他们。在读了《魔山》之后，你彻底地认识汉斯.卡斯托尔普，而他是非常值得认识的。”这已不是文学批评家笔下的人生感受，而是触及了文学与人生在最深层意义上的关系，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生需要文学甚于文学需要人生的写照。不过，这不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相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在这里就显得轻薄了。文学作品要达到这种修改人的境界，需要多么漫长的文学传统所累积的人生智慧和作家对智慧的吸取和对人生本身的细微洞察力。修改人不是指改变某个人，而是指人性被修改了，所以布鲁姆才有莎士比亚重新发明人之说。

　　在我看来，最能表现布鲁姆作为精湛的读者和大作家式批评家的风范的，莫过于他讨论狄金森诗歌那部分，尤其是第一段。我未见到哪位批评家如此浓缩地概括狄金森，哪怕是布鲁姆本人在别处谈狄金森或在别处谈其他作家，也未曾达到这样的综合力。他指出狄金森“属于彬彬有礼的传统，却在她众多最强大的诗中打破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延续性”，又说她像莎士比亚和布莱克一样，为她自己“而把一切都透彻地重新再思考一遍”。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读她的诗时，就得“准备好与她在认知上的原创性作斗争”。经过这样一番斗争之后，我们将更清醒地意识到“打破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惯常反应方式，是多么地困难”。在另一段，他又一语点出狄金森诗歌的核心精神：“复活的基督和救世主基督对狄金森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基督的受苦却非常接近她，任何战胜受苦的暗示就更加接近了，因为受苦是她主要的模式之一。”这短短几个金句，可以发展成一篇雄文，甚至一部专著。

　　　　　　　　　　　　　　　　　　　　　批评学院派

　　作为一位深切了解读者真正的需要，强调“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身心来读”的批评家，布鲁姆难以忍受当今各种流行的批评时尚，尤其是学院的批评时尚。他把约翰逊博士的告诫“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改为“消除你头脑里的学院虚伪套话”。在他看来：“当今，很多长篇小说都因其社会用途而受到过分赞誉，一些只应称为超市小说的东西，被大学当成正典来研究。”

　　学院时尚的一个特点，是“寻找屈辱的证据”，例如认为“在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杰出的女主人公都总是成为社会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虽然布鲁姆非常清楚这些时尚会过去，另一些时尚又会来取代，没完没了，但是他还是不顾自己的年龄（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年龄），语气平淡但坚定地说：“我快七十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我们肯定不欠平庸任何东西，不管它打算提出或代表什么集体性。”但年龄和资历既是他权威的基础，也是他的悲哀的来源。当他看到托马斯.曼笔下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时，他不禁有些凄凉：“我已当了四十五年大学教师，我觉得必须说一说我对卡斯托尔普的看法：他是各大学一向宣称（在它们掉进现时的自我堕落之前）却从未找到的理想学生。”

　　他反对“政治地”读文学作品，在他看来，用意识形态去读经典作品，等于是不充分地读，而不充分地读，则不仅“无异于在认知上和美学上受欺骗”，而且使读者和作家们都变成畸形。因此他认为王尔德的一句话对于这个意识形态无远弗届的时代特别有价值。王尔德说：“在艺术中一切都重要，除了题材。”所谓题材，应是指各种主义和社会、历史观念先行的题材。即使对被他纳入本书讨论的作者托妮.莫里森，布鲁姆也不给面子。当莫里森要求读者不是从个人角度而是从社群角度来考虑她的人物时，布鲁姆评论道：“我听到一种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回到我在本书开始的论点：为服务于任何意识形态而读，等于根本不读。”

　　意识形态的解读，当然不限于“政治地”解读。强迫症似地从性、从心理学角度，尤其是从性心理学角度解读，也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解读。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对托马斯.曼的解读：“二十世纪伟大作家中最反讽的托马斯.曼，似乎已经被失去了。他的新传记一部部出版，而关于这些新传记的书评，几乎总是集中于谈论他的同性恋情欲，仿佛他必须被我们核实为同性恋者，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从而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占一个位置。”这类“托马斯.曼现象”已变成一种摧残力，如同极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

　　　　　　　　　　　　　　　　　　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

　　也许，我们也应承认布鲁姆教授可能傲慢地不能承认的：虽然他一再强调不能用社会化和历史化的观点来解读文学作品，但他本人可能是目染耳濡的缘故，难免也学了一些敌人的技巧─他时不时拿文学作品来解读当代美国社会以至美国历史!

　　“《血色子午线》……那永不停息的暴力狂热准确地描绘我们的过去，频频地代表我们枪支狂热的现在，无疑也预言我们血腥的未来。美国二百年来一直都迷恋上帝和枪支，而且这两方面的迷恋都不大可能退减。我们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格兰顿劫掠者的直系后裔：全副武装的雅利安人地方武装团队、闯入儿童中心和学校的枪击者、炸毁联邦政府大楼的袭击者。科马克.麦卡锡的切题性是绝对的；他是我们的屠杀和宗教狂热的悲剧史诗的荷马。霍尔登法官一如他承诺的，将不永远不死，而此刻这位法官正在西方夜里的某处跳舞拉小提琴。”

　　类似这样的段落，如同一支支回力镖，朝着布鲁姆自己的方向飞来。不过，我在这里不是要讽刺或挑剔布鲁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类零散评论不仅所占比例微不足道，无伤大雅，而且增加了我们的阅读边际利润。它们与其说是布鲁姆“呆板地”从社会化和历史化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他“顺便地”对美国当前社会现实发表一番真情流露的个人评论，而且还是极有眼光极为机智的评论。从孤独读者和增强自我的角度看，布鲁姆对美国现实的揶揄，反而证明了文学的超越性，如同另一位以冷眼看待美国现实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文学引导她“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

　　如果我们不去细看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我们会以为他像桑塔格那样，是在小布什总统执政的背景下讲这些话的。不！他是刚好在小布什上台前讲的。就在这些话还压在书页间、尚未抵达大多数读者手中，或尚未被大多数读者打开来透气之际，“九一一”发生了。美国出兵阿富汗，打击塔利班政权，继而和英国等发动伊拉克战争。世界陷入天昏地暗的暴力循环。布鲁姆预言中那位在西方夜里的某处跳舞拉小提琴的霍尔登法官，已换上那支刻着“我也住在阿卡狄亚”（世外桃源）的步枪，开始另一场屠杀。

《如何读，为什么读》

【美】布鲁姆 著，黄灿然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336页，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