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读书报告：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之路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为中国比较学会会长，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之路就像她所从事的专业本身一样有着戏剧性的契合。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再到跨文化研究，这是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程，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在这一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的个人学术之路。

一、影响研究阶段

乐黛云开始影响研究，缘于她在北大授课的需要。70年代中期，乐黛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般的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诸家尤其是像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当时被认为“资产阶级”作家又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于是“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的。”（P.172）

因为现代文学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催生下而产生的，从鲁迅到徐志摩，从郭沫若李金发，无论是代表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还是代表浪漫主义的创造社，抑或是代表现代主义的新感觉派，无一不受西方文化和文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从事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说，乐黛云的选择无疑是必然和聪明的。

文学界如此，学术界亦是如此。比如“无论是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响。”（P.172）因为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坏者形象正契合了当时中国反对封建思想，求新求变的历史语境。于是尼采便格外能够得到当时学人的青睐。乐黛云发现了这一点，后来在1981年写了一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后来还被译成英文，发表在澳大利亚的《东亚研究》上。可见其影响之大，已经走出国门，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如果说《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考察的是一个外国哲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那么与此相对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考察的便是一个中国作家在国外所引起的关注。例如一些论文在“谈到鲁迅的思想变化时，把鲁迅和一些表面看来似乎并无关联的西方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萨特等人进行了比较，指出他们都甘愿牺牲舒适的环境去换取不确定的未来；他们都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会完美无缺；也不想从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索取报偿；他们理性的抉择都曾被后来的批评家们误认为一时冲动或由于‘绝望’，甚至是受了‘现代符咒——革命’的‘蛊惑’！这样的比较说明了鲁迅的道路并非孤立现象，而是20世纪前半叶某而是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P.174）这里对鲁迅的研究虽然属于平行研究的范畴，但乐黛云对这一研究的研究又显然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这就与之前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某种呼应，既有接受，又有影响。既有输入，又有输出。有趣的是鲁迅本身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作家反过来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关注，这里面有着可供影响研究深入挖掘的张力资源。

1981年，乐黛云和钱钟书、季羡林等人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后，前往哈佛大学进修；1982年和1983年又被加州大学邀请为客座研究员。这种与国外学人的紧密联系使她最终确立了后来研究比较文学的两个重要方向。既中西诗学如何实现平等对话和双向阐发。1984年回国后，次年在深圳大学正式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由季羡林担任名誉会长，使中国比较文学走上了“显学”发展的坦途。而后便开展了“学科建设”和“培养人才”的着有“实绩”工作。

有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背景，加之深居国内比较文学学界中心，乐黛云的便得以拥有非同一般的学术视野。经过大量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积累，乐黛云厚积薄发，连续出版了两部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1987，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比较文学原理》（1988，湖南文艺出版社）。尤其是前者可以看作乐黛云在80年代从事影响研究的阶段总结性著作。“我在80年代更为关注的是接受和影响的关系。”（p.179）该书第一部分谈对比较文学的认识，第二部分谈中外文学关系，第二部分谈阐发研究（如何用西方思潮重新阐释中国文学）。既总结了影响研究，又走出了影响研究，向更加深广的领域迈进。

二、平行研究阶段

乐黛云曾这样总结他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的发展历程：“我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首先从有实际联系的影响研究入手，这大概与我过去出身于研究现代文学史有关。但我越来越感到完全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也有非常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这些领域深深地吸引着我。”（p.183-184）这可以从他的另一本书《比较文学原理》中一窥究竟。

《比较文学原理》重点探讨了主题学、文类学和跨学科研究等几个方面。

1、主题学：主题学主要从文学内容方面考察文学现象。“从内容方面来说，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的作品中看到。”也就是说，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之间因为共同的思想感情可以拥有相同或相似的表现内容，乐黛云甚至认为“作家对于主题的选择首先是一种美学决定”对“主题和题材及其艺术表现的分析显然也是一种‘文学性’的分析。”（p.184）这就超越了仅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显示出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

2、文类学：文类学主要从文学形式方面考察文学现象。乐黛云发现“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大致都能找到文体的发展进行从口头创作发展为诗歌、戏剧、小说三种类型的文体的迹象，而小说都是在诗歌、戏剧之后才发展起来的。”（p.185）比如拿长篇小说来说，就其外部来说，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科学技术（如印刷术）、思想动荡、语言自由度等有密切关系；就其内部来说，“很多国家的小说都是从客观世界的描写开始，逐渐转而探求人物性格、生活经验、精神世界等复杂问题。”（p.185）这种发现无疑具有普适性，对文学样式的发展流变规律颇具启发意义。

3、跨学科：跨学科研究使文学研究走出了文学自身，甚至走出了人文学科，将之于自然学科建立某种联系。乐黛云说“除了对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比较研究外，最吸引我的就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19世纪的进化论、20世纪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都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乐黛云甚至将跨学科研究的触角伸到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方面，““熵”的观念在美国文学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在小说界。”（p.83）这种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否则便不能理解索尔·贝娄（Saul Bellow）、厄普代克（John Updike）、梅勒（Norman Mailer）尤其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等作家的作品。品钦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是《熵》，而被称为“20世纪后现代最伟大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之中更是到处笼罩着“熵”的阴影。除此之外，在跨学科研究的其他领域，即文学与其他人类思维表达方式的关系方面，如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哲学、社会学，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等，乐黛云也都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

三、跨文化研究阶段

乐黛云将上述出版于80年代后期的学术著作看作是“文化热”的结果。而“文化热”又“偏重于考察世界、研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轨”（p.189）因此，从90年代开始乐黛云便将研究重心锁定在了“跨文化”研究方面。“我感到当前比较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全球意识的关照下维护并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为此，比较文学自身必须经历一个巨大的变革。（p.191）这种变革即是“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p.204）于是，比较文学它就自然“处于世纪人文精神的最前沿”的位置。

乐黛云分析了当前人类文化发展所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是文化的多元发展受到威胁，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世界文化资源无可挽回的流失；另一方面是文化本土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孤立和隔绝导致文化对抗和文化衰微。这种危机呼唤着新的人文精神，这就激活了她先前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所受的该系的创办人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主张融合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解决和保持差异共存的问题。“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致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而这种有着中国思想参与其中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

为了进行真正的跨文化对话，乐黛云主张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中介，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面对这些共同问题时，各种文化都有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解决这类共同问题就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中来寻求答案，而要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新的解释；在这种新的解释中，各种文化体系都将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共同的话语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这样的对话既回响着不同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现代人的诠释和检验。”（p.202）

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再到跨文化研究，这是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乐黛云个人的学术之路。当然这里不存在后者取代前者的意思，早在20世纪初深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中国学衡派就批驳了“新必胜于旧，现在必胜于过去”机械进化论观点，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学科，它追求的更多的是“不但万古常新，而且具有普遍性世界意义”（p.137）的历史之“常”和普遍真理。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再到文化研究，这里只是比较文学研究视域的扩大和翻新，或者说是在更高的平台和更为宽广的层面立足研究。先前积累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仍然不失其具体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国学派一开始的影响研究，也就没有后来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甚至中国学派的跨文化研究，相应地，没有一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的影响研究，乐黛云也许根本进入不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更不用说后来的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这种提醒本身是对机械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新人文主义的致敬。

——游似2009-4-23于南宁相思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