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现在的许多年轻学生大概都不大了解，但如果对那段时间的历史完全不了解，就不可能理解我们那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也不可能理解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说来，那段时间在我思想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中，都恰好极为关键，是我自学经历中十分重要的一段。
我1966年高中毕业，恰好赶上“文革”爆发，从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完全停顿，中学生全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当时认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学生从老师们那里学到的不是革命知识，而是受了“封”、“资”、“修”的毒害，所以需要到工厂和农村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从1969到1972年，我在四川南部插队落户，一面在田里种庄稼，干农活，另一面就自己看书自学，包括自学外语。在乡下自学外语，既没有老师，也没有任何机器，像电视机、录音机之类，也没有什么学习材料，当时学习确实纯粹是靠一种兴趣。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可是在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也许人对精神的追求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在当时对我来说，看书和学外语并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是使生活有一点意义的快乐事情。当然，我那时候已经可以看英文书，能够欣赏英文文学作品文字的优美，已经不是很苦的初学阶段。但那时候书很少，我只有一位中学老师送的两部英文书，一部是希腊罗马文学的选本，另一部是从莎士比亚到赫胥黎的英国文学作品选段。那时候我读这些书，跟我一起下乡的同学都表示怀疑，说你现在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天天种田挖地，这就是我们在乡下生活的现实，而你读莎士比亚跟你的现实生活实在是隔得太远了。更不用说从政治上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别人知道你在学英文，这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你学了想干什么？不过在当时的我，这完全是一种兴趣和精神上的渴求，还有就是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我当时非常喜欢艺术，喜欢绘画和文学，虽然当时的宣传，用“封”、“资”、“修”三个字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否定了，我却真的从心底里面不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坏的。“封”就是封建主义，指所有属于中国古代的东西，“资”就是资本主义，指所有西方外来的东西，“修”就是修正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东西。那基本上就否定了所有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认为这些都是坏的，都是毒草，这是我从心底里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当时的学习，完全没有任何实用的打算，可以说当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会用英文在国外教书，用英文做研究和写作。当时的兴趣也可以说是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所以对我来说看书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种享受，是唯一还能够得到的享受，而且是不需要花钱就可以得到的享受。
下乡三年，我基本上就是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看书。每天晚上读书都要读到十二点到一点才去睡觉。记得当时下乡的时候，我们自己垒土房子，有八个知青合住。我有一个小皮箱，放在自己钉好的木架上当一个小书桌，然后用一块小木板，钉在墙上当书架，上面大概就只有几本书，然后在书桌上放一个小油灯。我在乡下整整三年，每天晚上看书，三年后离开乡下到成都去工作，离开农村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把那个用皮箱和原木架起来的书桌拆开，把油灯拿下来。把我当书架的小木板拿开的时候，墙上的油灯灰有那么老厚的一层。平时没有怎么注意，到那时一看，哇，这么厚的油灯灰（掌声），心里也颇有些触动。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机缘是很重要的。有些偶然的机缘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办法预见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机缘很重要。生活的发展当然有很多必然的因素，但是偶然的因素也很重要。在我来说，我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偶然事情对我后来一生的转折都非常重要。我回到成都当了学徒工，和我一起回成都工作的知青很快都知道我喜欢看英文书，他们给我取个外号叫“翻译”。有一个同工厂的学徒工就说：“唉，翻译，听说你英文很好，你有没有看过《莎士比亚全集》啊？”我说没有，根本没有看过。他说我可以给你拿一本来。我说你不要吹牛了。可是第二天他果然就拿来一本书，这是一本很好的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里的《十四行诗集》。他说他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藏了很多英文书，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文革”抄家很厉害，能够把书藏起来，没有被抄掉的是很少的，可是居然有人保存了这么多英文书。这个朋友的同学的父亲就有很多这类书，当时这位老先生根本不相信现在还有年轻人可以看英文书，而且是莎士比亚的书。所以当他去借书的时候，那位老先生对他说：你说有个人要看这本书，我可以把书借给你，但是你让那个人把莎士比亚的诗给我翻译出一首来，拿回来给我看看，如果翻得好，你就把他带来，我就借书给他。他真的不相信。结果那位朋友把书带给我，我当然高兴极了，我看了以后，马上就译出一首，让他给书的主人，后来这位老先生叫他把我带去见面。这位老先生姓欧阳，叫欧阳子隽先生，我一直都很感激他。他前年才去世，80多岁。他曾经在国民党时候的《中央日报》做过记者，但是很早就已经退休。他的古文很好，也很喜欢外文，收藏了很多书，而且收藏的书都非常好。他收藏了很多重要的英文的文学和哲学名著。我去见他时是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他的书在“文革”时也被抄过，可是他在百货公司工作，当时已经退休了。百货公司把他的书抄走了以后，他就跑去，说你们如果真的把我的书抄走，我就只有死掉了。真的是这样，他爱书如命，所以他们看他也是个老头了，就把那些书又拉了回来。他一直就把书放在家里面，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文革”之中他居然还有书保存着。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感动，觉得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年轻人，要看他那些书，就对我说：我的书就是你的书，你要看什么书，随时都可以来拿。我在他那里第一次看了英文原著《莎士比亚全集》，看了所谓钦定版的《圣经》，这在英国语言和文学当中是有很大影响的书。也看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当时看那些书，完全出于兴趣，而当时能看到那些书，也完全出于偶然。我比较系统地在欧阳先生那里读了很多英国文学的原著，决不是为了以后要考大学，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要恢复高考，所以读书完全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
从乡下回到城市后，我在工厂里面工作了五年。“文革”那时候上班是不正常的，上班时候常常是大家都在玩。所以我就每天背一包书去，有事情做我就做，只要一做完，马上把油污的手在碱水缸里一洗，就开始看书。别人打扑克、打毛线，我就看书。其实工人师傅对看书的人是很尊重的，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我在大学里面，那个环境反而不行，因为大学里面都是知识分子，你要看书的话，大家都知道你看什么，你那个时候如果看莎士比亚，肯定是不允许的。如果知道是在看《圣经》，那就更不得了，因为是西方的宗教迷信，基督教的《圣经》，那可就不得了了。那时候反而在工厂里面没有人管你，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我看《圣经》是把它作为西方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来了解，因为西方文化，尤其从文学和艺术来讲，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希腊罗马神话，一个就是《圣经》，这是两个必须要看的东西，不然的话你对西方文化的基础，就不太能了解。我当时看那个书的时候，有人问我在看什么，我就说在看小说。你不能说看《圣经》，可是说在看小说也不算是撒谎，因为《圣经》的叙述在研究《圣经》的人来讲，就是一种叙述文学，所以把它当故事看是可以的。我当时看这些书的时候，工人们并没有太多的干预。我每天都背一包书去，像上学一样。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有空闲就看书，我自学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说要总结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要有很强的自发的动力，要有自己的兴趣，而不是被逼着去学习。我觉得自学和在学校里学习都各有利弊。在学校里学习当然有非常好的环境，有很好的老师指导你去看书，跟你讲哪些书是重要的，你要学。例如你们是学医学、学科学的，老师们都会指导你说，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是入门的，哪些是现在最尖端的研究等等，可以给你指点。学校也可以给你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有图书馆，有科学的仪器设备，有实验室等等，这些都是在大学里面，能够比较系统地受到专业训练的好条件。
但是自学呢，就没有这个条件。可是自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学正因为没有这种很细的科、系的分别，你学到的知识就比较能够融会贯通。自学就是有兴趣你就去看，看了以后你就自己把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了。人所认识的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世界，没有说这是化学的世界，那是物理的世界。只是我们为了研究的需要，才把这个世界的现象分离出来，说这是化学研究的现象，这是物理研究的现象，这是生物研究的现象等等，但那都是人为的分别。当然，对于科学发展来讲这是必要的，你不分别的话，就没有办法仔细研究，非得要分得很细了以后，你才可能对一个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钻研下去。现在科学的发展是分工越来越细，所以专业的分工是必要的，你也只能有个专业，成为某一个门类的专家。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如果把这个分工看成是知识本身自然的状态，对于自己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即使在科学的发展里面，也都有一个综合的趋势，比如说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其实就是把本来被分开的学科综合在一起，因为本来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就是综合在一起的，世界本来就是完整、统一的。那么自学呢，它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分工的分门别类，没有系统，可是另一方面，在没有系统当中，在没有系统训练当中，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所以这是自学的一个好处。自学者大概不会说我今天学的是物理的、明天学的是化学的，一般他不会这样。他一般都说，我对自然科学有兴趣，所以就对这方面的书看得比较多。如果我对人文学科有兴趣，我就不会说今天我学的是历史、明天学的是哲学的。在我看来，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相互贯通的，所以我对这些东西都有广泛的兴趣。我后来在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文学，但我的兴趣从来是比较广泛的，从来不觉得文学只是局限于读诗歌、戏剧和小说就够了。我觉得这跟我自学的范围，跟自学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阅读和研究的兴趣比较广，对于人文学科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都有兴趣，从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的角度讲有兴趣。这是一个好处。
后来到了“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概是1975年吧，当时我在成都。中国科学院在成都有个分院，下面有个生物研究所，当时生物研究所研究出了一种治冠心病的药，准备参加广交会。而要出口，冠心病药的说明书就要翻译成英文。当时他们自己没有人能翻得好，就找了很多人，包括四川医学院的教授，最后翻译得都不太满意。后来，他们找到一个认识我的人，也是四川省卫干院的一位老师，就交给我来翻。我当时是工厂里的一个学徒工，把说明书译出来以后他们很满意，就说要把我调过去在生物所做他们的翻译。后来一打听是一个学徒工，而学徒工要变成翻译可是比登天还难的，因为学徒工是劳动局管的，翻译是人事局管的，劳动局和人事局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要跨过去相当困难。所以他们弄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77年，大概用了两三年时间，才把我调过去，调到中国科学院四川省分院生物研究所。所以我第一年的工作是跟科学有关的，我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跟医学和生物有关的文献。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研究生物、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专家，他们那些人专业都很好，但是外文不是很好。所以经常来问我一些英文文献的问题，不是问我专业，专业我是一窍不通的。可是他拿一本外文书来，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讲得很清楚，因为语法很简单。他们不懂的是语法结构，词句的前后关联，而不是专业，专业的术语他们都很清楚。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兴趣比较广泛，尤其是在外语方面，你如果要学好外文的话，你要掌握的是语言，而专业的词汇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我记得当时我用一本日本人编的医学英语词典，就是一本日文和英文的医学字典，我不懂日文，可是那部词典用的绝大部分字都是汉字，所以完全可以用那个字典，这是中国人占便宜的地方。你到日本去，也许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是日文书里面讲什么，大概的意思你却有可能知道。1977年我在生物所工作一年，出了两本翻译的书，所以我出版的头两本书跟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第一本是从英文翻成中文的一本书，是1977年在生物研究所翻译的，出版则应该是在1978年，是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叫《蛇类》。那是一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蛇的书，是大英博物馆负责管理两栖爬行类动物的专家写的，从科学方面来讲蛇，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里面讲了蛇的生活习性、生理解剖，还有很多跟蛇有关的神话传说。还有一本书则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后来在美国出版的，讲的就是我们四川的大熊猫。所以我最先翻译的两本书都是关于科学方面的书。
我到了生物研究所以后，1977年“文革”结束，马上就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家知道，“文革”十年没有大学，当然中间有工农兵学员，那是比较少的，而且工农兵学员相对而言呢，不是以成绩来取，而是以政治标准推荐的。我不是说工农兵学员成绩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当时进大学去的学员，本身不是恢复高考以后的情形。因为当时提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所以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不仅是去学习，还要管理和改造大学，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就是说工农兵学员到大学里是去当家做主的，比大学教授还要有地位，而大学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还都在接受批判，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形。（待续）
【版权所有，未经北京博学近思书院书面授权，任何个人和单位均不得转载、发表此文，违者必究】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