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杜赞奇以及他的学术研究

杜赞奇他本来是印度人,后来长期求学、工作和生活在美国，成为一位美籍印裔学者。他又是一位汉学家，浸淫中国历史将近四十年。这样一种特殊的履历，使杜赞奇成为中国人眼中一位特别的海外汉学家。为什么特别？因为他的印、美、中三重背景。这种背景直接影响了杜赞奇的学术研究和各种思想关怀，下面就从他的求学经历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来简要介绍一下杜赞奇其人其事。

杜赞奇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Raffles)人文教授，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他著作等身，相关中国和东亚史的一些重要著作包《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年），该书曾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2005年），《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2003年），《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全球性与区域性》（2009年）等。在中国出版的似乎只有前两种著作。

杜赞奇说他与汉学的结缘可追溯到1973年。当时他在印度德里大学念书，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他浓厚兴趣。杜赞奇认为文化大革命展现了一条可能改变历史的路径，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是他觉得中国历史值得研究。后来他就赴美深造，深造分为两个阶段。在芝加哥大学，杜赞奇遇到他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孔飞力先生。杜赞奇在一词访谈中说：“我在研究中国革命的时候，对中国的农村很感兴趣。我最初的兴趣也受到孔飞力教授的影响，他不是那么激进的人。他认为相对于革命阶层而言，本地政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文化、权力与国家》源自我最初的兴趣，并受到美国汉学界非革命一代学者的影响。”（参阅2010年1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对杜赞奇的采访）这本书是杜赞奇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1989年度杰出东亚历史著作奖；一年后，又获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同一年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也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一个大学对一个学者的影响是很大的，芝加哥大学对杜赞奇而言也是如此。杜赞奇认为芝加哥大学是一个非常具有“知识分子气息的地方”，因此芝大以及芝加哥这个城市具有一种人文的、反经济的发展的传统，她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诺贝尔奖得主，虽然芝加哥是一个经济之都。芝加哥这种强大的知识传统给杜赞奇很大影响，杜赞奇认为“我们必须保护这些传统来对现代性进行对抗和平衡” （参阅2010年1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对杜赞奇的采访）。这种思想在杜赞奇的著作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在《从国家中拯救历史》那本书里他也用很大篇幅讨论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反思。

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对杜赞奇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但不可忽视其印度文化的背景。他虽然在美国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但他还是一位印度裔学者。他的一系列研究中表现出了对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跨民族主义等问题的强烈兴趣，杜赞奇也坦承印度背景在许多方面对他影响很大，特别是后殖民主义对其有很大影响。这当然与印度的历史，特别是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有关。在《国家中拯救历史》那本书里体现的很明显，在《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那本书里他对“满洲国”的考察也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

他印度背景之所以对我们中国读者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的相似性，所以杜赞奇著作中的很多关怀，也是我们的关怀所在。中国和印度的相似性使其非常关注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农民社会。杜赞奇很小就对印度革命很关心，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对印度农村的研究远远多于对中国的研究，这给杜赞奇很大影响，也使其在对中国乡村进行研究的时候有很多研究的参照。他的这种对印度和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加之后来去美后受到人类学家关注民间社会的影响，最终体现在《文化、权利与国家》这部名著里面。

可以说文化、权力、民族国家，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来自上面的‘攻击’”。（参阅《南方周末》2010年12月30日对杜赞奇的专访）我想他的美国学术背景以及印度文化背景对他的这种研究脉络是有很大影响的，这种影响最终落实在对中国历史和东亚历史的研究中。

南征

2011年5月3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