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钱学”研究深入开展
2014年06月14日 12: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广禄 吴楠
2014年是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建院700周年，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锺书曾就读于该学院。日前，“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南大学召开，中外学界就钱锺书研究展开了深入交流。近日，本网记者以“钱学”研究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钱锺书的牛津岁月（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院长 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
钱锺书1935年参加三届庚款奖学金考试，庚款奖学金丰厚，因此竞争激烈。第一届即吸引了186位考生，仅有9人入选，第二届289人，26人入选，第三届262人，24人入选。这显然是一项竞争激烈的奖学金。钱锺书在那几届考生中得分最高。他面对的那些考题，对当时的英国学生而言，放在一起显得有些怪异，既有关于国民党党义的一篇论文，也有关于斯宾塞《仙后》、莎士比亚《麦克白》和但丁《神曲》的几个问题。
钱锺书在1935年9月13日到英国后，在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帮助下，分配到艾克赛特学院。这家委员会担负庚款奖学金获得者在英事务，主任H.T Silcock先生也是中国学生的顾问，在安排钱锺书入学的事情上，他想必联系了彼时的院长R. R. Marrett，那是一位说话直率又有点自负的人类学家。
彼时的牛津，研究生并不多见。钱锺书和朱延丰是首位来自清华的毕业生，初到牛津时，在管理部门审核清华学位时，需颇费一些周折。同年，另一位来自南非的年轻人Donald Duncan Stuart也来到艾克赛特攻读同一学位，这位学生后来与钱锺书过从甚密。和所有新来的研究生一样，在英语系的安排下，钱锺书师从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这位51岁的导师是牛津大学的英语副教授（Reader）和奥瑞尔学院的导师(Tutor)。那个时代两位伟大的英国作家，刘易斯与同样曾在此求学的托尔金，都是他的朋友。彼时的托尔金还是一位中年学者，后来成为伟大的英国作家，彼时的钱锺书还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同样声誉斐然，他们当时谋面与否，实在引人遐想。
钱锺书决定以《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为题撰写毕业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保存在饱蠹楼(Bodleian)图书馆。1937年6月，他将论文送呈两位考官，一位是Leonard Rice-Oxley，基布尔学院的英语语言与文学导师（Tutor），另一位是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林肯学院的中国宗教与哲学副教授（Reader）。同年10月，钱锺书最终通过各种考核，被批准可以申请文学学士学位。然而，他没有依从常规提出申请，因此他最终没有正式获得学位，只拿着毕业证明就离开了牛津。
钱锺书显然打算在牛津待更长时间。他申请过三年任期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职位，但没有成功。这一职位给了另一位优秀的中国青年学者王维诚，王是北大的毕业生，曾在钱锺书的母校清华担任老师。这样，钱锺书没有在牛津继续待上三年，而是与其夫人前往巴黎求学。对他以后的写作而言，不把讲师职位授予他的决定，也许是幸运的事件，这让他有机会深入学习另一种最有影响的欧洲文化。
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发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水照）
从无锡到牛津，是钱锺书先生学术事业的发轫时期。宏深博赡的钱学素来备受关注，相关研究论著也在不断增加，然而，钱先生早年的学术成长过程，似尚待更具体、更深入的描述；钱学如何形成，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此课题相关的遗著、手稿等资料，也亟待继续考察，都留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钱先生从无锡到牛津的学术成长过程，包含无锡、清华与牛津三个时期。无锡时期，钱先生传承钱基博先生的文史之学，论学兼综汉学、宋学，融会贯通，不主一派，尤重集部之学，均对钱锺书先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丰厚的家学渊源奠定了此后的学术格局与治学旨趣；求学清华大学时期，钱先生主攻外文，又精研古典，形成了以国学、文学和文学史、西方哲学和心理学三大构成的学术格局，初步展现出中西融合的视野和跨越学科的气象，也表现出独立、求真的学术品格；留学牛津时期，第一次走出国门，广泛地研读英法等外国文学作品，又与海外汉学作零距离的对接和沟通，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的海量阅读强化了跨文化的研究意识，形成他日后一生遵奉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的治学理念。具体实证地描述钱先生的学术成长过程，对于更深地理解他的学术成就，对于更好地继承他的学术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要的国际性：钱锺书和“世界文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胡志德）
钱先生相信中国文学里包含明显的普适性，并以其精博的学识，致力于中西两种美学话语的比观从而形成共同主题，然而他对普适性的追求总是出以间接的方式。论及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学国际性，钱锺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经常被列为经典之作。《围城》叙述战争期间城市精英的墮落与资产阶级的崩溃，与三、四年代的其他小说相比，如茅盾《子夜》、巴金《寒夜》，主题并无不同，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实际上在于国际性，如嘲弄的叙述语调和对于人物的反讽距离。小说世界中，主要人物都住在国际化的上海租界，过着洋式的生活，方鸿渐是社会观察家和有关品味的权威，小说的事件则取决于品味的问题。这就提出西方美学传统的一个要点，即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方鸿渐与叙述者的品味，表明在品味问题上国际性与独特性的相互影响。
《围城》一方面写出1930年代后期错综昨杂的中国精英阶层，另一方面又最终消解小说写出的这个世界。小说既不是以西方的普适主义批判中国，也不是以本土思维批判中国追求国际性的弊病，钱锺书复杂的国际性，或许表明他意识到概念背后的陷阱，而在社会批判与纯粹表现之间保持思想的张力。
拓展钱锺书研究的新空间（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季进）
与钱锺书巨大的学术贡献相比，“钱锺书研究”还有进一步推进和拓展的空间：一是《谈艺录》《管锥编》的研究仍有一些话题值得讨论，比如钱锺书对艺术（书法、绘画、音乐）的论述、钱锺书与佛经的关系一直没能得到深入讨论。二是钱锺书手稿集的研究极具挑战性，手稿影印，识读不易，可以组织人力整理校勘，出版排印本，再与《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融为一炉，更为深入地研讨钱锺书的学术思想。三是亟需一部较为完备的钱锺书年谱，由于钱锺书不太愿意多说自己，他的生平中留下不少空白，给年谱的编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四是钱锺书外文著作的研究有待展开，这些外文著作对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都很有借鉴意义，将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后，这方面的研究必将产生巨大的变化。五是钱锺书的海外译介与研究有待深入，钱锺书等跨越中西的学者所形成的论述传统与中国声音，应该成为我们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有效资源。钱锺书研究任重而道远，又无限广阔，希望共同努力，将钱锺书研究真正推向深入。
论钱锺书《七缀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张隆溪）
笔者案：《七缀集》英译本由Duncan Campbell翻译，收在张隆溪与魏朴和（Wiebke Denecke）主编的《东亚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丛书》里，最近由欧洲布里尔（Brill）出版社出版。张隆溪为此英译本撰写了一篇序言。
在钱锺书先生用白话语体和现代评论形式撰成的著作中，收文七篇的《七缀集》最有代表性，在特定专题上展开持续论述的方式，也有别于文言笔记体式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但同样繁征博引，并涉及数种欧洲语言。文集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讨论古代中国诗画异趣的观念，指出在经典与正统的问题上诗论与画论并不相通。第二篇《读〈拉奥孔〉》，是对莱辛名著的多方阐释，着重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概念对于文艺理论的贡献。下面的《通感》《诗可以怨》两篇，拈出“通感”这一重要的批评概念，并作出详赡的引证和阐述；又征诸中西文学传统，博引文例，特别是蚌病成珠的诸多譬喻，阐明“诗可以怨”是普遍存在的批评观念。其余三篇都与文学的翻译与接受有关，《林纾的翻译》与《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谈论晚清的西方文学翻译，生动再现彼时的知识图景，以及精英文人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精神；最后的《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比较佛典《舅甥经》、希罗多德《史记》的片段与邦戴罗《短篇小说集》的一篇，由此拈示一种原型故事，文本殊异而叙述的基本方法相同。
Brill的英文译本，耗费译者Duncan Campbell的多年心力，博学精深、引证繁富的《七缀集》，成为流畅、信达的Pa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对于西方读者认识钱锺书，这是《围城》《管锥编》（节译）和《人·兽·鬼》之后，又一部重要的译本。
管窥锥指，微言妙质--《管锥编》的治学特色及其当下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刘跃进）
《管锥编》征引古今中外四千多家约上万种典籍，引书之多，应当超过以往同类著作。以《管锥编》为对照，可以反省我们在问题意识方面的缺失。
钱锺书先生把读书视为增长见识的一种快乐。读书所以给我们带来愉悦，是因为这里有发现的快乐，发前人所未发，提出有价值的学术命题。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序》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观照，视野开阔，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但又有其持续关注的焦点，即心理和道术。所谓心理，是特指审美心理；所谓道术，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术”是方法，“道”是终极目标。钱锺书先生很少讨论方法问题。不谈方法，不等于没有方法。首先，钱锺书先生非常重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但又不拘泥于此。其次，钱锺书先生的泛览博观是人所共知的，而他对于一些基本典籍的精读熟读，更应值得注意。第三，善于运用归纳和比较的方法，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所得结论往往具有普遍意义。《管锥编》价值当然不仅仅停留在“迟钝工夫”上，它与以往同类著作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地方，即《谈艺录序》中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锺书先生是想通过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探究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钱锺书先生特别指出，中国文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要理解中国文学，首先要从这种审美心理开始。这是我们研读《管锥编》所获得的最大教益，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王广禄 吴楠)
http://www.cssn.cn/gd/gd_rwhd/gd_gdxc_1652/201406/t20140613_12104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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